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
中国和世界各国均有着各自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传统，其共同点是在古代大都是出于不同动机和目的保护了文物，在客观上使一些文物被保存下来。对文物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和理论，也都有个发展的过程。现代意义的、科学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古代对文物的收集和保存，大都是从对文化艺术珍品的收藏开始的。在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皇室、贵族和教会收藏各种古代珍品和宗教遗物之风甚盛，但其动机和目的是有区别的。皇室、贵族的收藏，是把物质财富的占有，扩大到对精神财富的占有和享受；而教会的收藏则与天主教对宗教遗物的崇拜有关，因而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使大量的宗教遗物涌向欧洲，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非宗教的遗物。许多国家的中世纪大教堂都设有为收藏和陈列各种珍品的专室。14～16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早期的语文和美术史研究的兴趣，开始注意收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之后，又扩大到巴勒斯坦地区，直到近东地区的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古迹、古物。在此期间，文化珍品的收藏，开始从皇室、贵族和教会扩大到社会上的市民阶层，于是在欧洲的德、法、意、荷等国家数以千计的收藏家出现了。此后许多古物爱好者搜集文化珍品的活动日趋频繁，其中一些人主要是以攫取珍宝为目的，采取非科学性的手段，对一些著名古遗址进行发掘。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乃至更晚一些时候，还有人为挖取珍宝对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墓地以及埃及的古墓葬滥肆挖掘，掠走大量的文化珍品。甚至还有人任意拆掉古建筑上的浮雕石刻。1816年被运往伦敦的著名的所谓“埃尔金大理石刻”就是埃尔金从雅典巴台农神庙上拆下来的。这种搜集和保存古物的方式，虽然使一些重要的古代文化珍品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运用这种非科学性的手段而取得的文化珍品，却是以对一些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建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代价的。在此期间，有的学者对文物研究
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1822年法国J.F.商博良对埃及罗塞塔石碑上的三体文字的研究，释出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有一些学者以研究为目的，对一些古城址进行了发掘，如法国 P.E.博塔、英国A.H.莱亚德对古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址的发掘，就取得重要的成果, 虽然采取的发掘方法还缺乏科学性, 但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很难完全避免的缺憾，与完全以收藏甚至出售为目的而单纯挖宝的性质毕竟不同。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了高潮。资本主义的文明，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到19世纪中叶，进化论逐步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科学的进步，把人们的思想从上帝造人的神话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也重新认识人类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古学首先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也正是在 19世纪,以收藏为主要职能的博物馆在类型和职能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一种兼备收藏、科研、教育三种职能的现代形态的博物馆在欧美各国普遍发展起来。同时，对古建筑的保护作为一门专业科学，也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科学的进步导致人们观念形态变化的反映，是人们对文物价值认识的觉醒。考古研究对象、古建筑和博物馆藏品（纯自然科学的标本除外），都是属于文物的范围。从过去把文物视为古董的观念，发展到把文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标志着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扩大了文物概念的范围。这种新概念的形成，才把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出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理论上、方法上有了很大发展，田野考古发掘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使人们认识到对地下埋藏的文物进行非科学性的发掘的破坏性和危害性。从而促使各个国家在制定文物保护法规的时候，都严格禁止对地下文物的非科学性发掘。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关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从而加强了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同时，现代考古学对田野工作的科学要求，决定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和
研究的统一。保护是研究的前提，对保护的任何疏忽和失误，都会造成对研究工作的损失。作为考古研究对象的遗物、遗迹，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丰富的，它所展示的现象是复杂的，考古发掘的任务就是采取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忠实地把发掘的遗物、遗迹保存下来，把它所展示的一切现象记录下来，形成完整的科学资料。对重要的遗址还需要在原地长期现场保护以便于进一步发掘并进行科学研究，这也有利于把今天我们还认识不到的问题留待后人去研究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考古发掘，是文物保护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埋藏在地下的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提高。20世纪，现代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对于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博物馆的出现使许多私人收藏逐步转移成为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藏品日益丰富。 博物馆科学研究的职能也在不断加强，因而现代博物馆已成为对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场所。同时，博物馆的类型正在日新月异，对于一些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的文物，经过科学发掘之后，还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出。博物馆对保护、研究文物以及发挥文物作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关于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 在18世纪以前, 欧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方法。第一个提出把古建筑修复臵于科学基础之上的是19世纪中叶法国人V.L.杜克。 1844年他在为巴黎圣母院进行修复设计的时候，提出了“整体修复”古建筑的原则。他主张一座建筑及其局部的修复，应保持原有的风格，不仅在外表形式上，而且在结构上也必须如此。在修复之前，一定要确切地查明每个部分的年代和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修复的逐项实施计划。他的这些主张对于促进修复古建筑工作的科学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恢复原状和风格统一，实际上是用“创作”代替了“修复”，因而给古建筑修复工作也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在同一个时期，英国J.拉斯金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对古建筑的“修复”，认为“修复”即意味着破坏，而且是最彻底的破坏，对古建筑只能是加强经常性的保护。以后，持这一
派见解的莫里斯于1877年创建了“古建筑保护协会”，他在撰写创建《宣言》中，继续强调古建筑根本不可能修复，修复后的古建筑只不过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假古董，因而只能用保护代替修复,加强经常性的维护来防止它的破坏,并且提出为保护而进行的加固措施要使人看得出来，绝对不能改变古建筑本身和装饰的原貌。这些观点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他的主张，几乎排斥了一切为延长古建筑寿命而进行的干预，因而也是片面的。1880 年意大利人 C.波依多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提出了新的见解，既反对V.L.杜克的主张，也反对J.拉斯金的观点。他认为古建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品，必须尊重建筑物的现状。20世纪初期，继波依多之后的 G.乔瓦诺尼补充和发展了波依多的理论。以波依多、乔瓦诺尼为代表的理论主要是：古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活的见证，要保护建筑物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它所在的原有环境,对历史上的一切改动或增添的部分都要保护。1933年，由国际联盟倡议成立的“智力合作所”在雅典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以乔瓦诺尼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雅典宪章》。1964年 5月31日在意大利威尼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工作者协会(ICOMOS)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保护古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威尼斯宪章》，这正是《雅典宪章》的继承和发展。它进一步明确了古建筑的概念，即它不仅包含建筑物本身，并且包含着与之相关的环境，因而，“不得整个地或局部地搬迁古建筑”，并且强调利用一切科学和技术来保护和修复古建筑，使它能传之永久。考古学、博物馆和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明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现代文明越是发展,文物保护的意义就愈益显示出来,从而促使人们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的态度，绝不意味着思想的保守，而是表明了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和提高。文物不仅是各个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20世纪中叶以后，现代文明促进了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伴随而来的是人为的、自然的各种破坏或损坏文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