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黄生《杜诗说》、仇兆鳖《杜诗详注》等，新时期出现了大量评述其特色与得失的论文。而由政教中心到美审中心的转化，主张变化生新、力求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气促使诗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阐释杜诗，如王夫之、王士、沈德潜、袁枚等。杜诗学发展到王夫之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熊良智《王夫之论杜评说》认为王氏论杜的特点是从艺术规律出发评价杜诗，总结杜诗的创作方法，批评杜诗的不足，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王士为清初一代宗师，自从他的甥婿赵执信扬言“阮翁酷不喜少陵”之后，学术界几乎形成一种“定论”。张忠纲《渔洋论杜》以充足的理由推翻了这一历史“定论”，指出王渔洋对杜甫是推崇的，肯定的；他对杜甫的批评虽有偏颇，但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沈德潜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继王士之后主盟诗坛。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论述了沈氏杜诗论的理论贡献，特别是看到了杜诗的渊源与诗体、诗格、诗法等方面的创新。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则重点论述了沈氏杜诗论的严重的理论局限性。性灵说的创始者袁枚论诗主抒性情，对传统的儒家诗教深致不满，与沈德潜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明华《芬芳悱恻解杜，转益多师学杜——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认为袁枚以“性灵”为旨归，对杜诗的抒情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六经注我”的叛逆思想；他以“转益多师”的态度学杜，丰富了这一经典命题，并对传统杜诗学惯性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清嘉庆以后的杜诗学渐衰，可是桐城派的尊杜现象值得注意。许总《以文论诗，寓刚于柔——桐城派杜诗学阐论》认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尊杜学杜，在中国诗史上只有江西、桐城后先辉映，其诗论中的杜、韩、黄(庭坚)“一灯相传”的体系是在以文为诗的创作背景中、由以文论诗的艺术理论有力地扭结起来的(8)。
至于杜甫和近现代仁人志士影响与接受的关系，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但有两部杜诗学力作值得提及，一是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的《杜集书目提要》，收录自樊晃《小集》至1984年的杜诗书目890种，内容丰富翔实。一是周采泉的《杜集书录》，收录杜集书目1200余种，颇具参考价值。
自元好问提出“杜诗学”以来，人们对杜诗学深入研究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浓烈。目前杜诗学研究已到整合阶段，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廖仲安《杜诗学》、胡可先《杜诗学论纲》和《杜诗史料学论纲》、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等文及许总专著《杜诗学发微》，都为杜诗学建设作了总体的构想与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建构完整的杜诗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期待着集大成式的杜诗学史的出现。
20世纪的杜甫研究随着文化思想、社会思潮的变更虽出现过波折，但杜甫“情圣”、“诗圣”、“集大成”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新的世纪是否会带来新的思路与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