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领导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指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通过采取某种策略,让那些被统治阶级自觉地认同于统治阶级的文化。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社会集团在夺取政权以前就要具有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仅是指武力的,而且是指精神领域的。只有广泛地夺取精神文化方面的领导权,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广泛的、自觉的认同,才能聚集力量,获得革命的成功。 2、马克思论述的文化概念（简答）
（1）、文化概念等同于文明概念，文化泛指人类文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早期粗陋和空想的共产主义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和公妻制进行批判时指出，这种主张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在这里，马克思是将文化与文明并列使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说：“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这里的“文化初期”是指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人类历史时期，意指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此时“文化”的涵义和“文明”没有区别。 （2）、文化概念限定在文艺领域，用“文学”、“文艺”、“艺术”等词直接表达现在的文化概念。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剐恩格斯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尽管他的文化概念在这里超出了艺术领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艺概念，实际上是现代的文化概念的一部分。
（3）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意义上使用，此时的文化是和意识形态相似的一个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和使用过“文化斗争”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提及这场“文化斗争”，指出，“‘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马克思把文化与精神斗争联系起来，赋予了“文化”一定的意识形态含义。
（4）马克思理论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其本质含义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和人的存在方式三者的合一，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具体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个方面。狭义文化，其实质为精神文化，指的是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习惯、习俗的总和，具体包括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以及由人们长期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社会心理、习惯和习俗等。
3、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后现代主义是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对西方近代哲学所形成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的质疑和内省，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与反思。后现代主义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进行着解构和反省，并倡导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思维范式和写作姿态，从而试图抛弃现代主义话语和实践并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和理论观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首先，后现代主义范式在批判的指向上将矛头对准了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揭露工具理性对于生活世界和人类主体的统治和压迫；其次，后现代主义范式在思维方式上反对基础主义和总体性，强调了差异性和碎片化；其三，后现代主义范式在叙事逻辑上反对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
(2)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略甚微,等等。
二者的相似性：
1、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一‘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一‘白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二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共同看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现存世界革命化”，
关注着白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趋向着“有个性的个人”。在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2、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现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在探讨“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及其危机意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3、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批判”的本质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以“去掉” 、 “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 “假象”和“迷雾” 。这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的秘密所在。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其”批判“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
后现代主义的局限：
1、脱离实践。现代主义以知识生活涵盖整个社会生活,或者说仅仅从知识状况出发思考当代社会,其”后现代“以对知识状况的解构为旨趣,甚至把解构集中在语言上,而且后现代主义在致力于消解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中心与边缘等先验的二元对置时,实际上抱持着特殊的目标和旨趣,即偏重于非基础性、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从而促成以现象消解本质,以偶然取代必然,以边缘分割中心的效应和影响,而且它肯定只是片断的、无深度的、不确定的生活模式的意义与价值。 2、脱离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较少涉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所有制关系,这是一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的批判。
3、失去总体。后现代主义拒斥总体与宏大叙事、偏好碎片与微型叙事，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样只侧重于某一个领域和局部，却缺乏分析和分析的整体视角和宏观把握。福柯偏重于从现代性制度和知识形态来分析主体受到压制和惩戒的具体形式；德勒兹关注当代社会人的欲望所受到的管制和压迫，由此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殖民化和霸权统治；鲍德里亚阐述了由媒介、技术等力量形成的“新资本主义控制论的秩序”，它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新型统治方式；利奥塔则批判了作为一种总体性、共识和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制度。
4、革命主体的遗忘。面对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将社会变革的力量寄托于边缘群体，将街头流浪汉、失业人员、同性恋者、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和亚裔人看成是进行革命的潜在群体。由于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分析人的社会关系，使后现代主义无法找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力量。
他们都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方式、话语、身体、性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未来的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政治主张不是将反抗和变革定位于阶级斗争、工厂车间和国家政治之中，而是寄希望于微观社会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除了进行城市涂鸦、日常生活的离经叛道之外，他们未能提出任何明确而具体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
5、缺少建构。后现代批判理论不仅迷失了变革的主体力量，而且也未能提出一种科学的社会替代方案，从而使批判理论失去了革命的目标和使命感。后现代主义热衷于批判、否定、解构和颠覆，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崇尚犬儒主义，拒绝行动，对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都不参与、不欢迎并采取超然和冷漠态度，只会一味地为现实辩护并悲观地投降，最终放弃了实现激进社会变革的希望，沦为一种反乌托邦主义和政治悲观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