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
城门，一个和衣东市，一个抱恨湘流。一个十大功亲戚不留，一个万言策贬窜忠州。一个无罪监收，一个自抹咽喉。仔细寻思，都不如一叶扁舟。”（【双调·折桂令】）
其次是尽情渲染他辞官归隐的愉悦心情。在历经官场的种种不适意以后，张养浩如出笼之鸟，对自己终于获得的这份自由感到由衷的快乐。其【中吕·普天乐】《辞参议还家》云：
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远是非，绝名利。盖座团茅松阴内，更稳似新筑沙堤。有青山劝酒，白云伴睡，明月催诗。
这首曲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颇为相似。对张养浩来说归隐的生活比当大官时更为稳妥。茅屋当然不比沙堤安稳，故作者所说的是他的心境。不只在生活中远离人群，在心灵上同样感到安宁、安全。田园的生活无拘无束，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饮酒，酣睡，作诗。最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是在大自然之下所作，仿佛更具趣味，更值得享受。细读其他散曲，从很多地方我们都能感悟到他归隐后的愉悦心情。【中吕·普天乐】十首都以“其乐无涯”结尾。“如此的乐观旷达，无忧无虑，在张养浩隐逸散曲之外还很少见到。元代许多文人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失望和个人的不得意而不得不走上了隐居的道路，因而在他们的隐逸作品中常充满了寂寞和苦闷。但在张养浩的同类散曲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积极主动，以隐居为乐，以隐居为荣，充满了乐观旷达、知足自豪的情绪。而且，
（2）张养浩的曲境中几乎没有冷淡萧疏，只有得其所哉并尽情享受的自信与快乐。”
二、张养浩散曲成就之原因
张养浩的散曲创作是对唐宋以来那种“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与态度的继承。他拓展散曲题材，在文人们用以游戏遣兴的这块世袭领地里引进了严肃的社会内容，表现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跟许多接近市井勾栏的散曲家大异其趣，处处体现其高尚的人格美。而这些都和张养浩本人的出身与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张养浩的一生经历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诸朝。其中，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是元代最好的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农业恢复发展，商贸逐渐兴盛，城市日益繁荣。但是，武宗以后，尤其是仁宗以后，朝廷日趋腐败，各种矛盾日趋激化，不仅宫廷争斗愈演愈烈，而且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元朝统治于是一步步走向没落。张养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元代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也烙印在了他的一生经历之中。
据记载，张养浩在年幼之时就开始追求高尚。有一次，张养浩出门，遇到有人把钱物遗落在了路上，那人已经远去，张养浩就急急忙忙地奔跑着追上去把钱物归还了人家，
（3）“轻利禄之心，自幼即可见端倪”。天历二年，关中大旱，张养浩被任命为陕西行台
中丞，他辞别故乡之前的散财之举和任职之后济贫救困的行为，令许多人肃然起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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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吕·山坡羊】中写道：“金银盈溢，于身无益，争如长把人周济”，这正是他救济贫困百姓行为的最好注脚。
张养浩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自幼熟读经书，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观念和“济世”理想，指引他发奋图强。在元代大多数汉族读书人不是沉沦于下僚就是埋没于草野的景况中，张养浩居然脱颖而出，踏入仕途。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定位“入则与天子争是非，出则与大臣辨可否”。张养浩一直认为官职地位、功名利禄都是
（4）（5）“不意而来之物”，“君子的目的只是‘行道’、‘行志’，亦即‘致君泽民之心’”。
然而，身处在异族统治的、汉民族文化趋于断裂的元代，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张养浩欲行道，其难度可想而知。他的每次隐退都是因为他仗义执言，得罪权贵。但天性耿直的他依旧以自己刚直不阿的言行，诠释着自己的信念：“不荡于富贵，不戚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存，死生以之”（《风宪忠告》）。
除儒家思想外，张养浩还受到全真教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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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认荣华富贵为虚幻的思想”。他的【中吕·山坡羊】：“休图官禄，休求
金玉，随缘得过休多欲。富何如？贵何如？没来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人，皆笑汝；渠，干受苦！”而全真文士姬志真在《酹江月》词中说:“功名富贵，似无绳缚尽，英雄豪杰。古往今来同影戏，顷刻存亡兴灭。罗绮妻擎，画堂金玉，招感人窥窃。繁华妆点，大都多少时节。”两者思想何等相似。
（7）张养浩与全真教的第二共识是“视尘世为牢笼”。前面也说到过，张养浩将官场
的明争暗斗比喻为“傀儡棚头闹”（【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这与全真教的认识是一致的。姬志真《临江仙》云:“人我是非相戏弄，浑如傀儡场中，虚声乱耳不知空，强分胡与汉，涂抹走西东。”全真教用傀儡来比喻，形象表明了是非、名利等对人的束缚，张养浩认同了这一思想。
（8）第三个相似之处是“解脱尘俗牵累，跳出名利樊笼，方能喜悦无限”。全真教认
为只有摆脱尘俗，摆脱名利，人生才能不受束缚。“从跳出功名火坑，来到这花月蓬灜”（【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鬓发皤，心神怠。拱出无边功名赛”（【中吕·普天乐】），“尽红尘千万丈，飞不到钓鱼滩。只一竿，钓出水中仙。”（【越调·寨儿令】《赴詹事丞》），这些曲都体现了作者从一种可怕的尘世到另一种宜人境界的心境突变。
可见，张养浩的思想儒道兼容，道教的人生态度对他影响颇大，他向往一种品质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的散淡隐士的人生范式，因此他是以清高的隐逸之士的情怀和清明的心境去欣赏世间万物的，致使其曲也呈现出清丽的艺术境界。明金润评论张养浩散曲：“犹波律沉水，藏诸珍笥，取而然之，清心狄虑，亦犹桐马蓝尾，贮之玉罂，怀而饮之，不觉自醉”，说出了其曲的清丽风格和感人的魅力。他在云庄隐居时的放旷曲作大多属于清丽之作。比如他的【双调·殿前欢】《对菊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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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对黄花人自羞，花依旧，人比黄花瘦。问花不语，花替人愁。
作者独辟蹊径，从花替人愁的新角度，渲染了无奈老去的凄凉之感。曲中既有婉约的描画，又有直率的表达，意味深长。张养浩的散曲创作就是这样，他追求的是平常之美、平实之美，从不故作高深，也不故作土俗。因此，他的散曲显得风格多样，亦俗亦雅，有的俗而不谑，有的以俗为雅，丰富了散曲的语言风格，提高了散曲的文化意味。 注 释
（1）秦勤《论张养浩的散曲创作》，《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9月第3期，第98页
（2）王凤杰《张养浩仕隐情结及隐逸散曲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3）王仕伦《进不欣,退不戚——从<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看张养浩》，《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8月第22卷第3期，第59页
（4）熊笃《张养浩的人生观及两次辞官归隐原因探微》，《河北学刊》，1993年3月，第51页
（5）熊笃《张养浩的人生观及两次辞官归隐原因探微》，《河北学刊》1993年3月，第51页
（6）吴国富《道化与张养浩的<云庄乐府>》，《中国道教》2002年2月，第38页 （7）吴国富《道化与张养浩的<云庄乐府>》，《中国道教》2002年2月，第38页 （8）吴国富《道化与张养浩的<云庄乐府>》，《中国道教》2002年2月，第3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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