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西先导区面临的未来战略规划
赵文彬 段羡菊 苏晓洲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从一个偏僻的并不发达的诸侯国强大起来，最后统一六国，就是因为改革推进得彻底。现在中部地区的几个城市都认识到，在取得经济优势的同时，关键还要看谁能最终创造体制优势，这个方面也给了我们一个紧迫感，我们一定要策划和谋划一些大的动作，争取中央的支持。
新华网湖南频道12月21日电 (记者 段羡菊 苏晓洲)国家战略新区不断现身问世，区域竞争更加如火如荼。前不久，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运行三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长沙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记赵文彬。就大河西先导区面临的未来战略规划、产业定位、竞争压力、改革动力，以及如何看待国家战略新区的推出、安徽拆分巢湖有何启示等问题，谙熟经济、思维敏捷的赵文彬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诸多见解。
新华社记者：我国在国内确定多个类似长株潭“两型”探索这样的国家级试验区同时，又先后确定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四个战略性新区。战略新区中不少为副省级框架，投入很大，起点很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板块。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最近总结了前三年的成就，开始新三年的步伐。请问，长沙是否有争取将大河西先导区发展成战略新区的未来设想？
赵文彬：不谋全局者难以谋一时。先导区发展一定要放在全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来谋划。我理解先导区三年来的发展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两个大的战略来推进的。第一个大的战略是“为科学发展探索新路径”。第二个大的战略是“为中部崛起开辟新空间”。一个地区的崛起必须有一个支点。过去讲中部塌陷，为什么中部塌陷？是因为中部没有一个支撑点。珠三角有香港、广州、深圳这些发达城市作支撑点，华东地区有上海、长三角等诸多城市作支撑点，华北地区有京津
冀等城市作支撑点，而中部地区却没有，武汉虽然比周边其他城市稍强，但也没有构成中部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另一方面，国家在中部地区同时批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综改试验区，而为什么不单独批准武汉城市圈，或单独批准长株潭城市群？我认为，中央的意图就是把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拉动中部崛起的“双核”，就如同北京与天津、广州与深圳的关系一样。把长株潭打造成为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城市，那么建设大河西先导区就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和促进因素，它对于提高长沙地区人口的承载能力、拓展长沙城市的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今后五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两个战略思想，在推进科学发展上要力争在全国创造示范经验和示范效应，在推进中部崛起中要力争把大河西先导区进一步打造成类似重庆两江新区这样的战略新区。这将成为实施这两个战略目标的有力措施。事实上重庆两江新区行政体制现与我们类似，面积也惊人地与我们相似。
新华社记者：您提到中部崛起，我们想问一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安徽是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合肥是长沙在中部竞争的有力挑战者，前不久，安徽将巢湖分拆，这一消息你是否注意到，是否从中感觉到区域竞争的压力？
赵文彬：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安徽手笔很大，思路很对头，他们的目的是把合肥做大做强。第二个感受，就是安徽在体制创新方面开始推出大的动作，目的是要在中部崛起中取得较大的竞争优势。目前，包括合肥、西安、郑州等在内的中部地区各大城市都在争夺龙头和制高点，但这个竞争最近五年内都没见成效，原因是大家的改革都不彻底。如果谁的改革最彻底，谁就能占得竞争的优势；改革不彻底，就将丧失竞争的优势。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从一个偏僻的并不发达的诸侯国强大起来，最后统一六国，就是因为改革推进得彻底。现在中部地区的几个城市都认识到，在取得经济优势的同时，关键还要看谁能最终创造体制优势，这个方面也给了我们一个紧迫感，我们一定要策划
和谋划一些大的动作，争取中央的支持。比如长株潭的融合，就有很多大胆的设想和思路。上个世纪，湖南行政区划的拆分也不少见，搞了几次行政资源重组，一是娄底邵阳的区划调整，二是张家界从湘西自治州划分出来。实践证明，这是对的。湖南已二十年没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了，现在或许是时候了。
新华社记者：您刚才说到，实践两型社会，是想探索走科学发展的路。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承担了类似使命。如山西现在成了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化为节约性经济的国家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发展目标三句话：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换句话说，长沙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在实践“两型”这一国家使命过程中，是“先行先试”，并不是“独行独试”，你们是否感觉到这项改革也面临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与压力？ 赵文彬：第一个压力，来自改革的压力。改革首先是对一些规则、理念和利益的触动，当改革触动一些利益的时候，无形中都会碰到困难和压力。第二个压力，来自竞争的压力。改革也是在竞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在改革。两型社会建设并不仅仅是局限于长株潭这个试验区，武汉也是改革试验区，中国的其他地区也都在探索改革路径。国家近年来推出了许多试验区，虽然帽子不同，但实质和核心是一样的，都是探索科学发展路径。谁能取得先机，谁先试出经验，谁就能够率先示范，谁就能够及早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个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先导区下一步改革的大突破、大推进必须要有顶层设计了，这个顶层设计确实需要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中央、国务院支持成立国家战略新区，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且本身也是对改革的支持。
新华社记者：先导区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三年在来解决土地、资金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否就是曾经很受关注、后来有不同看法的“经营城市”操作手法？如何看待你们的“两型”探索与经营城市的关系？
赵文彬：我们现在这样做，政府一定要防止一个倾向：即政府不能企业化，不能利益集团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土地城市运行，而要防止城市运行过程中的政府企业化、政府利益集团化。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要搞清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老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来经营城市的。经营城市没有什么不对，经营城市不是为了政府赚更多的钱，而是为了使老百姓过得更加幸福，这个方向要搞对、搞清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唱空口号，要切实把土地的级差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效益发挥出来了，我们就把它用之于老百姓。这两条在先导区的建设实践中都体现出来了：第一，在征地过程中切实保障了老百姓的利益，使失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第二，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是很不对的，有人说我们从老百姓那里七、八十万把地征过来，卖出去却是五、六百万一亩，赚到钱了。这是违背经济学常识才会这么说的。就如从老百姓手中收一头毛猪十元一斤，卖出就要几十元一斤，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其实我们征收的地，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卖，政府能够作为商业用地出让的，先导区不到30%，100亩地最多能出让25亩。同时在征收的土地变成可出让地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投入很多钱搞基础设施配套，所以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长沙对农民的安置，在整个中部地区算是高的。政府出让土地的钱，我们是用来营造和改善外部环境，并不是政府自己来发奖金、发工资、发福利，政府的财政收入，用在政府自身运行的只占到千分之零点九。我们拿来用得最多的是道路、湿地公园、地铁、梅溪湖公园、桃花岭公园等建设，用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如岳麓山景区整治就花了20多个亿元，免费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湖南人近年来对强省有两个情结，一是“工业情结”，总想摆脱农业省的形象；二是“大项目情结”，总盼望有重大项目能够布局湖南。说到大项目，我们去过北部湾等沿海地带，那边引进石化等大项目的条件是长沙无可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