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亲，也默不作声。于是爱姑感到孤立了，她一再振作自己，“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但七大人一声“来一一兮”，使她更莫名其妙，内心泽了孤独和悔恨，报复的勇气和幻想，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她局促不安起来，感到自己“太放肆，太粗卤了”。锐气消失，很自然地败下阵来，情不由已地说：“我本来就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到此，爱姑这场为“离婚”奋斗的悲剧结束了!
爱姑悲剧的根源，首先她对封建主义的旧社会势力没有认识。七大人本来就是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而爱姑这个农村的年轻妇女发，却天真地认为：“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贴，就不说人话了么？”慰老爷明明告诫她：“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问问七在人么”，但却没有引起她的警惕。她完全不了解官府勾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险恶的社会现实，并且还要诚心诚意地“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爱姑把改变自己受侮辱的不幸生活，寄托在压榨人民的官府和土豪劣绅身上。对七大人她还“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他是和蔼近人”，会主持正义，给她撑腰做主的。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这个农村少妇虽然泼辣大胆，又是多么单纯幼稚!其次，对于爱姑和丈夫家斗争的性质，有的研究者说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夫权，这未免誉之过甚。社会并没有给爱姑灌输民主思想，她的反对离婚活动的目的，也不是要争取妇女自由平等，只反对丈夫迷恋一个“滥婊子”后要“撇掉”她。因此，斗争地要求是取得按封建礼教规定的做媳妇的权利。所以，她在慰老爷的客厅里讲的道理，无论是说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也好，是做媳妇“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也好，都是符合封建主义地教义，而且都没有离开一个“礼”字。有的研究者还说：“爱姑是个不受礼教束缚，勇于反抗封建宗法统治的典型人物”，这已经是完全离开作品的实际描写，把人物随意拔高了。爱姑的悲剧，恰恰是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没有冲破“礼教束缚”。她和祥林嫂不同的，仅仅是泼辣大胆的性格，对封建礼教的迷信是相同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什么差异。爱姑缺乏的是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自由民主思想。她并没有摆脱封建羁绊，而把解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豪绅身上，就是马克思说的希望“人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只能是妄想，她悲剧的收场是必然的。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较诸闰土、祥林嫂、爱姑，精神受到极其严重扭曲的是贫苦的阿Q。鲁迅说：阿Q三十多岁，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民，质朴、愚蠢，有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生活在偏僻落后但阶级对立森严的未庄，赵太爷、地保、一些闲汉都拿他作为压榨、嘲弄的对象：打他、侮辱他、剥夺他可怜的财物。阿Q也曾对欺压他的人进行反击：“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但总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逐渐形成了他精神胜利的处世哲学。本来，阿Q这样的社会地位，旧社会秩序的任何变动，对他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却深恶“造反”，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观念，和天命、正名、“男女之大防”、“排斥异端”等封建思想。阿Q的社会地位虽然和圣贤相去是很辽远的，其思想却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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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合于圣贤经传”。和闰土、爱姑、祥林嫂们比较起来，阿Q经历复杂，见过世面：他进过城，做过偷儿，见过杀革命党，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特别是幸运地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大革命。在革命浪潮冲击未庄的时候，赵太爷和未庄的人众，都在事出突然，没有思想准备而呈现一片慌乱。阿Q看到欺压他的人在这事变面前害怕和恐惧，感到快意起来，于是心潮澎湃，原是深恶“造反”的阿Q，现在对革命向往了。在大步跨过长街，高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对于阿Q在革命高潮中的这种想法和行为，应该臬认识和评价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象一棵压在大石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们大祸临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并本能的燃起了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事物都是在复杂矛盾中发生的。研究阿Q 这时候的思想行为也不能简单化，应和他思想整体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联系起来。不能对他革命浪潮中激起的一朵思想浪花------尽管是十分可贵------作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象有地研究者说的，阿Q“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觉醒了。”其实，阿Q在想到“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呼喊“造反了”的时候，革命的风声刚刚传来，他和革命实际上还没有接触，革命也没有给他灌输任何新的认识和信念。他要“造反”的那些念头，是对革命到来时一些现象的自发反映，心中约略有些不平，酒醉之余，心情飘飘然的时候嚷嚷的。所以才“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很显然，这些呼喊都是毫无根据的自我陶醉。看待阿Q的言行正如不能因为他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便认为他是个道学先生一样，也决不能因为他在革命高潮时喊一声“造反”，就认定他“觉醒”了。事实上他在回到土谷祠后对革命的种种幻想，向假洋鬼子恳求参加革命，以及受审讯时表现的那种“奴录性”，?..都能看出他还是浑浑噩噩，和闰土及其他农民伙伴一样，是在“铁屋子”里沉睡的老中国的儿女，是沉默的中国人的灵魂。鲁迅焦虑的正是他的沉睡而不“觉醒”。被叛处死刑画押的时候，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为画卷圆不圆苦恼着。直到他被游街示众，拉上刑场杀头了，仍然在呼叫：“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多么麻木，有什么“觉醒”之可言呢？
小说《呐喊》《彷徨》的写作，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到落潮的年代。这两部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成为那个时代的镜子。鲁迅说，他的这些作品的写作，本不是直接对于文学的热情，只是想用来为革命呐喊助威的。因此，就不免有“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南腔北调集自序》)作品中创造了闰土、祥林嫂、爱姑阿Q这些被侮辱损害的农民形象。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人，他们也都可能有个象闰土、双喜那样值得回忆的童年：聪明、勇敢、身体健壮。严酷的社会摧残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变得麻木、愚昧和怯弱。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刚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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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时候，用小说来揭出的病苦，“催人留心”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鲁迅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革命家。他不是个生活的旁观者，而要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他向来认为作家必须同人民大众，同革命共同着脉搏，投到风波浩荡的革命斗争的璇涡中，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和热烈的爱僧，都能写出人民的心声。他反对那些资产阶级文人对下层劳动者的“客观”、“同情”的贵族老爷的态度，并尖锐地揭露了这态度的虚伪性：所谓客观，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也是站在劳动人民当中，为他们的解放探索出路。 从他这些作品的描写里，我们看到，象闰土这样勤俭的庄稼汉，全家人都投入劳动还是“吃不够”，但在这样现实面前，还是弯腰曲背，恪守着古老的规矩，迷信着香炉和烛台。祥林嫂这样一个安分守已的女人，信天任命，老老实实地做工，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人家说：你犯罪了!她就服服帖帖地拿起自己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钱去?/div>
浅谈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文/陈吉斌
鲁迅塑造闰土、阿Q等典型的农民形象，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弱点，以引起人们疗治的注意，从而唤起民众起来斗争，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从鲁迅的小说中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概括了中国传统农民身上的那种愚昧、守旧、麻木、狭隘的心理特点。他们不争气、不觉醒，对压迫自己的恶势力逆来顺受，甚至失去痛苦的感觉，麻木到以残害同类为乐。当然，鲁迅也未否定他们勤劳、质朴、憨厚、善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一面。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命运是悲苦的。在他们当中，有的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意识到革命，像闰土和祥林嫂等。即便意识到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一下自己命运的阿Q也没有真正理解革命，反而深受其害。
具体说来，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最主要的一面即农民的弱点——愚昧、守旧、麻木、不仁、不争、不觉醒。这就是鲁迅所要揭示的最宝贵的东西。
在《故乡》中，闰土与“我”接触时，在连续的情景中一迭声的叫了四声“老爷”，几乎全部反映了他屈服于等级制度、默默忍受剥削和压迫之后的那种痛苦麻木的性格特点。他向“我”要香炉和烛台之类的东西，则是他愚昧麻木、把希望寄托于神佛的性格表露。《祝福》中的祥林嫂捐门槛、问地狱……无不看出她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之深。农民的这种不争、不觉醒的特点，在《药》中的华老栓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竟用“人血馒头”来治儿子的痨病，而对革命者夏瑜的死自始至终也不明白。作为鲁迅笔下的最典型的农民形象阿Q更是如此。阿Q的主要特点是“精神胜利法”。他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奴役，精神上受折磨。他敏感禁忌而又麻木不仁。“愚昧”是他屡遭屈辱的原因，也是他屡遭屈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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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都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的共性（只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知道，“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因此，在他们的“共性”背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他们不同的个性。
下面就他们的个性作个比较吧。不妨把他们分成三类（每类人物的个性特点是相似的： 第一类是闰土和华老拴。可以说，他们是旧中国最愚昧最麻木的且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从闰土二十年前后的情况和华老栓受愚弄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闰土完全成了封建思想毒害之下的“木偶人”，而华老栓把革命者夏瑜的“人血馒头”揣在手中，似乎揣抱着一个新生命似的，满以为“十世单传”有希望了，于是那时那刻他连走路也走得起劲了，仿佛于眼前出现了光明。然而他和闰土一样，头脑麻木得很，完全失去了痛苦的感觉，最终默默地被恶势力吞没了。
第二类是祥林嫂和爱姑。她们虽然也具有农民很浓厚的劣根性和弱点，但是她们具有很强烈的反抗性。这是闰土和华老栓所不及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在被人抢捆时的“挣扎”、“以头向墙壁撞去”、“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等等无不说明她具有很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她的这种反抗不等于革命。她根本意识不到革命，也不懂革命。在《离婚》中，爱姑的几段对话，既泼辣又有声有色。她与封建宗法势力的代表慰老爷坚持斗争了三年，她不甘屈服，不把父权放在眼里……他的所有这些举动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她所属的劳动农民妇女敢于向封建礼教及其邪恶势力顶撞一下的性格，但是他跟祥林嫂一样，最终没有逃脱被封建思想及其恶势力所迫害的悲惨命运。然而，相比之下，祥林嫂和爱姑亦有不同之处：祥林嫂不及爱姑的反抗性强，但她的痛苦比爱姑更深，她的遭遇比爱姑更悲惨。
第三类就是阿Q了。阿Q是旧中国的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是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在前面已提到了他在思想上已意识到要革命来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可贵愿望。这是前两类人物所没有的性格特点。但阿Q并未真正理解革命。因为他卑微的社会地位，最终使他无力反抗而解放自己。为了苟活，他只好在失败的痛苦中求得一种荒唐的精神安慰，积久成习，便形成了那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前两类农民也或多或少具有这个特点，只不过他们的这种特点十分微弱而已。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他所属阶级的烙印。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为阿Q具有这个鲜明的性格特点就说阿Q不是农民的本来的形象了。认识这点之余，我们还要看到，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还具有游手好闲、狡猾刁蛮、无理取闹的性格。他自轻自贱而又自尊自大；懦弱自卑而又蛮横霸道；安于现状而又不满现状；向往革命而又排斥异端。不管怎么说，他的命运还是死，他最终成了封建势力和假洋鬼子的牺牲品。
以上谈了那么多，都为的是向我们展示出鲁迅笔下农民形象的最致命的劣根性和弱点——封建国民的灵魂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还有另一方面的特点，那就是勤劳、质朴、憨厚、善良。这一点可以在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农民的身上可以看到的。闰土向“我”要什么桌椅、草木灰之类的，就显示了他务实的性格。祥林搜作为一个帮工，“手脚还伶俐”，她的几次转让，随时随地，她都没有失去勤劳淳朴的本色。而阿Q更不例外。他的“精神胜利法”始终离不开当时“农民式”的质朴、勤劳、憨厚的阶级特征。他在未庄时，靠以做短工谋生。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乘船便乘船，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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