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2——10厘米不等，总厚度一般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有的连谷壳上的稃毛、隆脉及芒刺都清晰可见。经鉴定属人工栽培水稻，并已有籼、粳之分，以籼型为主。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年代之久远，在其它遗址发掘中是绝无仅有的。与大量稻谷伴随出土有：翻土工具骨耜194件、木耜2件及中耕农具木铲3件、收割工具骨镰9件和脱壳工具木杵2件等；在遗址西北部的考古勘探中，发现第一和第二期文化分别有古水稻田遗迹。这说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尽管后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谷，但都不及河姆渡遗址丰富多样。虽然稻作农业在河姆渡已有重大发展，出土的陶釜底部经常能看到烧糊的锅巴。但研究认为稻米仍不是先民的主食，自然数据对河姆渡文化仍起支撑作用，农业在它发生的初始阶段仍未轻易取代采集——渔猎经济。河姆渡遗址背靠四明山麓，面向湖沼，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先民不会盲视更方便、更直接，攫取技术更为娴熟的取之不尽的野生资源”。先民还家养猪、狗和水牛等动物，以供宰杀食用。
骨耜，1977年第二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是用牛肩胛骨制作的翻土工具，耜长18厘米，刃宽9.8厘米，上部厚4.2厘米，宽5厘米。出土时上部有藤条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
五、农业文明起源的学说
农业文明最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起源的?下面我们从考古学和现代科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
1、农业文明起源的几种学说
最早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是植物学家。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作物的地理分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有三个最早的植物驯化中心——西南亚埃及、热带美洲和中国的理论。1883年，康多尔《栽培作物的起源》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23—1931年，苏联科学家瓦洛维夫带领考察队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广泛收集植物标本。1935年，瓦洛维夫以大量实物和统计资料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瓦洛维夫认为，作物起源有八个中心：东亚、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阿比西尼亚、中美洲和南美洲。其中的“东亚”，主要是指中国，是作物的第一起源中心之一，这里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为丰富，约占全世界栽培作物总数的20％。瓦洛维夫的理论影响很大。 1971年，西方学者哈兰提出了栽培作物的中心和非中心的理论，中心是指作物的起源地，非中心是作物早期传入的地方。他认为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是最早的三个农业中心。另有三个非中心，即非洲、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南美洲。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恰好成对称状态分布：中心在北、非中心在南。
人类最初将野生植物变为栽培作物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柴尔德开始提出他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干燥学说”。柴尔德认为，大约在1万年之前，在最近的一次冰川时代消逝之后，中东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动物数量锐成，当地居民原本以渔猎为生，面临食物来源匮乏的困境。迫于生计，他们开始驯化野生的禾本科种子植物，培育出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形成了原始农业。到50年代，柴尔德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发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的早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明崛起有过怎样的贡献?
2、磁山一裴李岗遗址：粟起源于黄河流域
从文献记载看，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非常悠久。《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后，
为了赈济贫弱，曾经“发矩桥之粟”，可见当时已有规模相当的粟仓。栗的野生种俗称“狗尾草”，先秦文献称为“莠”。曾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是粟的驯化中心的说法，可惜没有出土实物作为左证。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朽壳，人们才确信中国史前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栽培粟。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据碳十四测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50—前5490年，距今约8000年。磁山一、二两期遗址中，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个是窖穴，形状为长方形，内有大量已经腐朽的粮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灰像法鉴定，以及对残存外壳的观察，确认是粟的遗迹。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据统计，窖穴中粟的厚度为0.5—0.6米的有40多个，约占60％；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有10余个，约占l 5％。粮食在窖穴内埋藏了8000多年之后，体积已经大大紧缩。有学者推测，当初粮食的体积当有109立方米，约重69100公斤粟的大量储存，表明磁山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具，其中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规整，十分引人注目，成为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77年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与磨棒，用砂岩制作，盘面呈长椭圆形，前端较尖，后端平缓，下底有四个扁校棱形矮足，磨盘高8.8厘米，长57.2厘米，宽20.9厘米，磨棒长14厘米，径5厘米。密集的粮食窖穴，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公共窖穴区。成系列的农具伴随出土，表明此时已经不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其栽培粟发生的年代应当更为遥远。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狩猎和采集经济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兴盛，猪、狗等家畜的骨骸都有出土。 与磁山文化年代和性质相当的是裴李岗文化。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约2万平方米。从197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700多平方米。发掘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l0多个，以及几处穴居房基。出土器物400多件，其中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壶、钵、罐、碗、勺、鼎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还有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以及弹丸、酸枣核、核桃等。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测定，距今约80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1000多年。
1978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一套石磨盘、石磨棒，盘长68厘米，前宽37.5厘米，高6厘米，棒长58厘米，用整块砂岩琢制而成。磨盘呈鞋底形，正面坦平，底部凿有四个矮柱足。磨棒原本为圆柱体，因长期碾磨中部已经磨损内凹。1991年，河南扶沟县西店村北的黄土岗上发现一件石磨盘，长100厘米、宽32.5至44厘米，厚3.5厘米，通高8.5厘米，平面呈长椭圆形，也是用整块黄砂岩磨制而成，但没行使用痕迹。在目前已发表的139件裴李岗文化石磨盘中，是最大的一件。该遗址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光为主，其中舌状刃石铲、锯齿刃石镰和石磨盘、磨棒都有显著特点。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目前在河南省范围内共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约五十余处，主要集中在淮河上游各支流之间。 石磨盘与磨棒在磁山——裴李岗遗址普遍发现，往往是在墓葬中成套出土，二者配合使用，是脱去谷粒皮壳的工具。云南的独龙族和怒族的妇女至今还用石磨盘加工粮食。石磨盘的底部为什么要琢出柱状的足呢?根据民族学的数据，石磨盘使用时都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竹器内，有了柱足，石磨盘就不易滑动，而且使磨盘与竹器之间有一定空隙，不易被碾磨好的粮食埋没。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整个华北地区，普通发现了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的粟的遗存，有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出土了相应的农具。中国是粟的栽培中心，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公认。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不仅是最早的栽培粟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最早从粟开始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3、石破天惊河姆渡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非洲稻系起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坛，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在河姆渡遗址上,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当在1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1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粮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120吨以上。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看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
由于河姆渡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近7000年，是当时亚洲所见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因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4、澧县彭头山文化稻谷：刷新河姆渡记录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稻作文化，使得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稻作文化。人们不敢想象还会出现比河姆渡年代更早的稻作文化。可是，河姆渡的记录很快就被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遗址——彭头山刷新了。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醴县的大坪乡，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1988年发掘时，发现了夹杂在红烧土块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壳碎屑，其中有4粒稻壳的形状比较完整。经日本学者测量，分别长5.43、5.88、5.89、6.24毫米，与短粒形的粳稻比较接近。经常规碳十四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彭头山稻作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前5500年之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其后，在彭头山遗址附近的李家岗、曹家湾、下刘家湾、黄麻岗等地也发现了性质类似的稻谷遗存。 1992年冬，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彭头山文化的漓县八十铛遗址。八十挡与彭头山遗址相隔25公里，遗址保存较好，堆积时代单纯，属彭头山文化晚期，距今约8000年。从次年起到1997年，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200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出土了木耒、木铲、木锥、木柞、木钻等工具，以及芦席、芦笛、麻绳、藤索等编织物。木耒长90厘米，刃宽约10厘米，末端有利用树权加工成的斜柄。木铲刃宽约10厘米，长约30厘米，上部有便于捆缚木柄的纵槽。木钻数量最多，一般长20一40厘米，尖端呈圆锥形，略经火烤，以增其强度。芦席的编织方法及精细程度，可以与当今农村的同类物品媲美。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黑色淤土中收集到的稻谷、稻米有将近1.5万粒，数量惊人，超过国内同时期各地出土古稻数量的总和。保存情况非常完好，有的出土时还可见l厘米长的芒，经水稻专家研究和鉴定，定名为“八十铛古稻”。遗址的中心区域，整体为长方形，近南北向，四周有围墙和围壕并行环绕。北部边缘已被晚期河道破坏，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一80米，环绕面积将近8000平方米。遗址比周围高出1—2米，围墙以内文化堆积厚达l米，有若干成排布置的房基．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高台建筑，比已见最早的古城还要早将近3000年。
1996年至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漓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内发掘，在东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汤家岗文化水稻田，水稻田的一侧有3个人工挖成的水坑，以及早呈西南——东北走向、通过水坑的几条小水沟，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原始灌溉设施。田土呈灰绿色，厚约40厘米，内夹杂大量碳化稻谷、稻叶、稻茎、稻的根须等。第一期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此外，还发现骨耜、骨耒、骨钻、
骨凿、木刀等农具和工具，以及玉器、陶器等。城头山水稻田的面世，轰动了学术界，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5、玉蟾岩稻谷：一万年从前的古栽培稻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湖道县白石寨村玉蟾岩发现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洞穴高于现代地面约5米，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在洞厅内，厚1.2—1.8米，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洞内没有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堰直径一般为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有的灰堆厚度超过15厘米。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器都是打制石器，制作粗陋。最有特征的掘土工具是锄形石器，在扁长形砾石的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刀。遗址还出土了十分原始的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比彭头山文化陶片的年代(距今8000——9000年)要早，据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一万三四千年，这是我国迄今所见保存最好的早期陶片。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的3个层位发现水稻谷壳，均有稻属的硅质体。1995年又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2枚水稻谷壳，其中l枚形态完整出土时呈灰黄色。农学专家对两次发掘出土的稻壳进行初步电镜分析，鉴定1993年出土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出土稻谷，粒长与野生稻相同但粒幅略宽，稃毛、稃肩的特征与籼稻相近，而双峰乳突与粳稻相近，兼有野、灿、粳的特征，是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从而将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以前，为研究水稻的起源时间与地点提供了新材料。现代实验表明，驯化野生稻的过程大约只需要一二百年，对于漫长的石器时
代而言，这几乎只是一瞬间，因此，寻找这一过程中的实物标本极为不易。玉蟾岩古稻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水稻实物标本，对于研究水稻的演化历史，稻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都有特殊意义，为探讨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转化提供了重要数据。玉蟾岩发现的1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大量野生稻遗存，使栽培稻的起源地的争论更加明朗化，证明中国是亚洲稻系的起源中心。
6、原始稻作的“边缘起源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是“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山地起源说”，这一说法已经披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所否定，亚洲稻系起源于中国已成定局。但中国幅员辽阔，其起源的具体地区究竟在何地，学术界纷争不已，有长江中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云南说、鲁西南或黄河下游说、成都平原说、江西说、安徽说、江苏说等多种意见。虽然以上地区都发现过栽培稻遗存，但在数量上彼此相差悬殊。据严文明教授统计，从1954年到1993年底，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出土地点已经达到146处，其中长江中游有105处，约占71.9％；黄淮流域21处，约占14.4％；华南、云南各9处，四川、辽宁各1处。但是因为史前时期的栽培稻中，中国的长江流域发现得最多，年代也最早，应该就是稻作农业发源地。 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本，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中国的华南等地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于野生稻的生长，是野生稻分布范围的中心地区。野生稻分布区的北端，可以到达亚热带的边缘，大致在北纬24度一线。由于普通野生稻的抗寒能力较差，再往北就难以越冬。就地理环境而言，华南地区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亚洲稻系的发源地。但是，考古学提供的数据恰恰相反：野生稻首先是在它的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也就是长江、黄淮地区被人工栽培。如何解释这一似乎有悖于情理的现象呢?严文明教授做了如下的精辟分析：
第一，长江流域四季分明，冬季漫长，食物匮乏，而稻是一种适宜于储藏的食物。长江流域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野生稻并不多，惟其如此，才需要人工栽培。只有经过人工栽培，稻种才
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于是从采集到选种，再到培育，出现了真正的栽培稻。 第二，华南地区炎热多雨，冬季较短，甚至没有冬天，植物茂盛，禽兽和鱼类也比较多，植物来源比较充足，通过采集和渔猎就可以基本解决对食物的需求，故不屑于去采集野生稻这样难以加工的植物，这正是那里长期没有发生农业的原因。
第三，华南地区多丘陵山脉，缺乏较大的平原，人口较少，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形成人口压力，所以缺乏发展农业的内需。而长江中下游有比较广阔的冲积平原，史前文化比较容易得到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天然食物与越冬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
第四，黄淮流域的冬季比长江流域更加漫长，尽管当地早已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但由于需求量大，为了扩大粮食储备的范围，所以也积极引进水稻种植。但黄淮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所以仅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种植，在当地农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小。
第五，栽培作物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史前文化的水平密切相关，“必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产生了培植谷类作物的社会需要，才会变成社会的行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因素对于产生新的栽培作物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修建宫殿、城池以及统治者的大型陵墓，需要征调大量的人力；此外，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脱离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社会提供的粮食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发展农业的动因也就更为强烈。
近百年来的研究表明，世界农业起源有三个中心：一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是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二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小米（粟）和大米的起源地；三是中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严文明教授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它两个起源中心有所不同：“中国实际上包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两个中心逐步发展为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它们互相补充，互有影响，形成为一个更大的复合的经济体系，进而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至迟在5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之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融会和发展，为新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迈入青铜时代，并进而造就了灿烂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正是两大农业中心交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要说中华文明的悠久和博大，要说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就首先要从远古的农业文明讲起，不这样认识问题，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化中国。
顺便要提的是，除了大米、小米之外，中国还是许多其它农产作物的原生地。例如大豆，古代称为“菽”，至迟在夏、商时期就已驯化成功。中国是世界上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北方的李、杏、枣、柿、栗，南方的柑橘、橙、釉、龙眼、荔枝、枇杷等，都是我国的先民首先培育成功的。世界上最常用的100多种蔬菜中，有一半原产于中国。这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教学补充阅读材料：
1．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杜，2000 2．林华东：《河姆汉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l 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