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略目标很积极，但他在具体执行中，却非常的谨慎。“考成法”明明是改革，他却从祖制和档案中找寻证据，来减少推行新法的阻力。“一条鞭法”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好几年。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全面推行。而是从南至北，逐省试点。遇到困难还要亲自调研考察，现场办公。这都体现了他在具体战术问题上的谨慎和稳妥，这也是积极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二、张居正的理想。
“权臣”与“政治家”，正是对这两个词语的对比与分析，让我对政治理想，特别是张居正的政治理想问题茅塞顿开。
严嵩曾经权倾一时，呼风唤雨，但他弄权的第一出发点是个人的利益，至多是小团体、小集团的利益，尽管他也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但他应当属于“权臣”的范畴。
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虽然同样隐忍过、妥协过，也斗争过，但他当权的第一出发点是大局，是国家，是大集体的根本利益，而非一己之私。不论群众理解不理解，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政治家”。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正是成为一个能够建大功立大业、名垂千古的政治家。理解了张居正的政治理想，也就不难理解他在面临不同政治派别的选择站队时，为什么选择当时处于弱势的徐阶，而远离当时明显处于强势的严嵩。
-5-
三、张居正的用人。
“清官循吏”与“贪官酷吏”，正是这种对官吏的经典分类，使我清晰的认识到了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让我更好的理解了张居正弃用“大清官”海瑞的原因。
“循吏”与“酷吏”是史书中记录的最重要的两种官吏类型。通俗的讲，“循吏”就是遵循规则，甚至是潜规则，但本质好的官吏；“酷吏”则是不受道德甚至是法律约束的鹰犬型官吏。“清官”原本被涵盖在“循吏”之中，但有人鄙夷“循吏”对潜规则的遵循，对原则的灵活把握，坚持认为绝对的清正廉洁．．才是好官，才有了“清官”一说。海瑞就是绝对“清官”的杰出代表。当然这只是封建时代对于官吏的划分。
张居正真正重用的是有才华的循吏。有才华就难免有个性，但既然是循吏，自然就能够基本适应明代的官场，让自己的才华为国所用。
贪官酷吏自然不被张居正重用，但他坚决弃用举世公认的“大清官”海瑞，着实让许多人琢磨不透。其实，拿“循吏”性格的适应性和海瑞性格的极端性，两相对比，就不难理解张居正为什么始终拒绝重用海瑞。海瑞家中的妻女都难以适应他的极端，更不要说工作中的同僚和治下的富豪。
可以说海瑞的极端，让张居正不敢重用他。但有意思的是，其实张居正自己本质上也是个非常极端的人。比如为了勤俭节约，连小皇帝过年看花灯的钱都被坚决的省掉了；为了统一改
-6-
革的思想，干脆关闭了众多的书院，以致被人攻击文化专治；为了改革大业，常年孤身在京奋斗，无法照顾家人；为了坚决贯彻新法，得罪了相当数量的官员，甚至连自己的学生都弹劾他。
我的理解是：张居正的极端是站位更高的极端，最重要的是，张居正的极端是有灵活和妥协保驾护航的极端！简单的说，张居正是在适应现实之后，改变现实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端；而海瑞是在没有适应现实的时候，就急切的要通过极端的举动来改变现实。
当然，选择了极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比如世人对他的毁誉参半，比如倾力改革大业，无法尽孝和照顾妻小，这些都是张居正改变现实，实现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此外，决定重用的人就给予相当的包容和坚定有力的支持，也是张居正用人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他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的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四、教育的失败。
万历皇帝作为张居正的学生，和刻意培养的政治接班人，在张居正死后，不但抄了张居正的家，还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迅速毁灭。这不得不说是一场失败的教育，这当中也包含了时代和传统的无奈。
（一）过于强势的教育。
封建的家长制，注定了学生和子女处于天然的弱势。这就
-7-
造成了教育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压制和问题不能充分的暴露。
（二）心理引导的缺失。
不论是万历的贪财，还是极端的叛逆，都是在教育过程中，对心理发展规律和健全人格培养不重视的结果。
（三）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
尽管张居正呕心沥血，向万历传授了许多为君治国的先进理念，但没有及时放手让他更多参与朝政，造成了万历对张居正的极度依赖，以致张居正打算退休，让万历亲政时，万历居然不敢独掌大局。
五、事业的遗憾。
张居正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改革大业，虽然成效显著，但仅仅是昙花一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除了封建时代过于集权的制度原因，应该说也有一些应该归咎于张居正的失误。
（一）接班人培养失败。
教育的失败，使得既定的接班人，未能继续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
（二）预备措施准备不足。
虽然封建社会是过于集权的人治时代，但在皇帝既定且不堪重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培养安排一位能够继承改革大业的首辅大臣。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诸葛亮辅佐刘禅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事实上，张居正就是徐阶培养的强有力的政治接班人。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