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戴氏尤侯不分和支脂之的排列以及上古声调的意见，段玉裁辨解说：
抑先生曾言尤侯两韵可无用分。玉裁考周秦汉初之文，侯与尤相近而必独用。先生又言十七部次第不能深晓。??玉裁按，十七部次第出于自然，非有穿凿，取第三表细绎之可知也。??先生又言顾亭林平仄通押之说未为非，??玉裁按，今四声不同古，犹古部分不同今，抽绎遗经雅记，差可自
[11] (p2-3)
信其非妄。以上三者皆不敢为苟同之论，惟求研审音韵之真而已。
用确凿的论据、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过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让人心服口服。
段玉裁与王念孙也曾深入交流古音学：
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两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不
[13] (p194)
从者三。
对于王氏的建议段氏有的接受了，有的却未能接受。 段氏七八十岁，江有诰“富于春秋”，两人年龄悬殊，却能深入讨论古韵，真正是学术上的忘年交；江氏并不因为段氏是长辈而盲从，他能声明自己的学说和观点，也能纠正段氏之误。下面一段话最能表明江氏所追求的科学精神：
但其书宏纲大体，固已极善，而条理似未尽密。还淳方氏有言：‘学者当为宋儒诤臣，不当为宋
[6] (p2)
儒佞臣。’有诰敢为先生诤臣而献其疑焉。
从段氏《答江晋三论韵》中，我们可以看到江有诰对段氏的疑异，也能看出段氏勇于承认自己的失漏，乐于接受后学的合理建议，段氏晚年发现自己对古韵分部的划分有不够精密的地方，只是没有来得及修订。
段氏去世后，江有诰和王念孙二人则又成了在韵学上的知音。王江曾讨论到上古声调问题，王对江表示“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江氏认为“古人实有四声，实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指出调值古今不同。
六 结 语
好学深思、谦虚严谨是清代古音学家的基本学风；反对凿空，实事求是，不把师生辈份和生年先后当作障
[3] (p44)
碍，共同切磋，是他们不可多得的品质，梁启超所谓“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每人都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肯定或否定前人才能言之凿凿，师友间才能有不断深入的学术讨论。
可以说，清代古音学是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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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 力，汉语音韵学，王力文集（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9] [清]江永，四声切韵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11] [清]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7月 [12] 唐作藩，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 [13] 王 力，清代的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
（原文发表于《江淮论坛》2002年第6期）
编者按：
文章选取了古音学史的一个侧面作为研究对象，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重要书信及序作。古音学是朴学的代表，最能体现朴学的真谛；清代的古音学家最具朴学精神，他们治学严谨，求
真求实；这些古音学家之间或师或友，学术合作默契、学术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就某些或某一问题讨论和争鸣，合作与争鸣均推动了古音学的发展，清代古音学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文章认为清代古音学的繁荣与其在学风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清代古音学界的优良学术风气，对当今学术界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学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小篆对籀文的省改与秦人的思维趋向
古敬恒 孙建波
我国古老的汉字若从仰韶古陶上的刻符算起，已经拥有六千年的悠久历史，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到小篆，就绵延演进了一千多年。这些书体，都属于汉字发展史上的古文字阶段，其中甲骨文、金文为早期古文字，小篆为晚期古文字。古文字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形体结构总的看比较切合先民的造字意图，能够反映字词的本义，纯表意字在汉字总量中的比重比后世高。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古汉字传递给人们较多具体、形象的信息。不过，同样是古文字，其早期与晚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形体来说，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峻奇瘦削，结体不大严整；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字体凝重浑厚，呈块面结构；而到了小篆，汉字的风格大变，原先峭直或浑重的线条变得圆匀齐整，繁复与凌乱被严整对称所取代，字形大小了也趋于一致，跟早期古文字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
小篆的形体变化是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战国文字变为小篆，这是一场重大的汉字改革活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中篇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番记载，谈到互为联系的三个方面：
1、战国时代，存在着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现象。战国文字分为西方秦系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两个系统，包括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玉简文字、竹简文字，帛书文字、符节文字 、玺印文字、陶器文字及货币文字等。这个时期，文字使用的范围和掌握文字的社会人群都比以往广泛，加上各地方音的差异和各国政治割据等原因，出现了许多新体字，其中有些是新生的简体字，以致繁体、简体同时并存。也有些由于结构规范的原因，各自选用不同的形符或声符。也有些字具有文饰性的衍羡笔画。总之，异体字五花八门，蜂起并出，滥用通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于是造成了汉字使用上的极大混乱。很明显，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所传递的信息必须符合简约性、规范性、明确性的要求，才能被人们普通认同，从而进入交际领域。这样，纠正战国文字的混乱现象，统一汉字形体结构，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2、秦国人创制小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小篆的制订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下一道行政命令即告完成的。小篆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即《说文》叙所指出的“秦文”。同六国文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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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秦国文字对西周晚期文字所作的改变最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秦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直接传承者。但它本身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秦皇登基未久，就命李斯等人“书同文字”，的确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魄。李斯等人对古文籀文采取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完全废止，而是批判性地加以扬弃和吸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改”，通过改造和加工，对秦国文字加以充实、补充、定型和规范，从而向全国推出了一种新的字体小篆。“秦代小篆的出现，是对大篆字形的一种改革。??是当时具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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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文字改革。”实行汉字统一，是把汉字当作推行政治的工具，贯通古今、传播学术文化的载体，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作用；推行汉字改革，又实行一套比较合理的方法，这是对文字的性质已有初步的认识，都表明了小篆的制订者具有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字观。不仅如此，小篆的颁行，也“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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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语言统一和稳定的标志。”从而为华夏民族的统一和汉民族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小篆是与早期古文字一脉相承的。小篆的前身是秦国文字籀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或省其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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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其奇怪”，从而形成小篆。史籀直接脱胎于钟鼎金文，秦陇一带为周秦故地，语言文字自然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授受关系。今天保存在《说文解字》中的九千多个小篆，有许多字形与甲骨文、钟鼎文字形全相同，说明小篆与早期古文字的确脉息相通，即使省改了古籀，也能通过小篆所附的古籀重文加以对照
比较，以通其流变。事实上，小篆不仅是古文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了连接早期古文字与今文字的重要桥梁，历来研治甲骨文、金文乃至战国文字，都要以小篆（通过《说文》）为基础，原因即在此。那种借口小篆有时代局限而贬低其重要性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那么，对古籀的省改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的？省改的内容是哪些？从省改中可以观察到秦人具有哪些思维倾向？这些问题，今日仍有讨论的必要。种种事实表明，小篆省改古籀并非随意为之、简单删削而已，而是有着通盘考虑、精心安排，其取舍删削之间，蕴含着秦人的美学思想与思维趋向。
所谓“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去掉古籀中庞杂臃肿的部分，体现出简约性原则。例如：登，早期古文字上部为一双脚，下面是祭器“豆”，像捧物进献形，意义已明。籀文又加“廾”字，表示双手捧，表义是实在了一些，但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赘馀的信息，因而小篆省去了“廾”。喜，由“鼓”的初文加“口”合成，把鼓敲起来，笑口常开，表示喜庆，表义也很清晰。古文另加“欠”字，表示出气欢呼，也显得多馀，小篆把它省去了。系，早期古文字本像一只手抓住两串或三串丝，小篆把手省成了一撇，两串或三串丝省成了一串。省后的字形更显得简明利索，富有象征寓意，使文字的符号性得以加强，既便于书写，又方便交际。
二是把相同的部件删去，只保留一个以显示事物的特征，体现出经济性原则。如“车”，金文与战国文字中常有两三个车厢形，小篆只保留了一个，俯视象车厢、车轴、两轮形，足以表现车的特征。败，甲骨文像一只手拿着棍棒击打宝贵的鼎，金文把鼎省改成“贝”，但籀文从两个贝，小篆只保留了一个。副，从刀，副声，籀文本作两个“副 ”，小篆省去了一个。
三是省去一些文饰性的符号，体现出明确性原则。如“中”，本像一根旗杆，上面迎风飘着长条的旗帜，旗杆正插在一个圆圈的中间，表示“中间”、“中央”。早期古文字都有旗帜的飘带，小篆把这些文饰性的符号省掉了。舆，表示给予，信阳出土战国楚墓竹简有“口”字作文饰，小篆省去了。相，本义是仔细看，战国文字常在“目”下加一横，这属于文饰性的成分，小篆未予保留。又如，“人”字、“女”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是象形字，腿部并无特别的标志，战国文字常在字的下部加一半圆形的框表示“足”，不仅显得多馀，而且影响表达的明确性，小篆都删去了。
小篆对古籀的省改，似乎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史籀大篆是秦人长期使用的一种文字，但秦朝统治者并不恪守“祖宗家法”，并非死抱着前人遗物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适我所需，勇于变革。这同秦国统治者所实行的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总体精神是吻合的，表明初登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所具有的革新意识，这种革新意识对于巩固和强化其阶级统治非常必要。秦人对古籀去其繁重，加以省改，也与秦人质朴淳厚、不尚扬厉、反对虚饰的民俗民风相一致。同时也表明小篆的制订者对于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传递信息的作用已有所认识。
小篆对古籀的“改”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给原无形符的字添加形符。在早期古文字和战国文
字里。后代成为汉字部首的那些形符显得缺乏，有些字没有明显的形符标志。小篆的创制者们似乎有着强烈的形符意识，他们给不少原无形符的字加上了形符。如：得，本像人手持贝的形象，表示有所得。小篆加上“”旁，表示在路上拾到了宝贝。侯，《说文》：“春飨所射侯”，本义是箭靶，字原像箭矢射向山崖的形象，古文无人旁，小篆添加人旁。陷，甲骨文原无“阜”部，像一个人掉进了陷阱。《睡虎地秦墓竹简》：“皆中类斧。”也没有偏旁，小篆加上“阜”旁。又如“膚”字，籀文从胃虍声，小篆加上“肉”旁，改从“卢”声。古文“终”与“冬”同字，小篆为了区别，加“糸”旁。古文“其”，簸箕，小篆加“竹”旁。古文“其”，簸箕，小篆加“竹”旁。新添形符的结果，或者突出了动作行为产生的环境，如“得”与“陷”；或者显示了事物的性质和材料，如“肤”与“箕”，使字的结构增加了新的理据，表义更加明晰准确。
二、调整了一批汉字的形符。肬，甲骨文本从“黑”，小 篆改从“肉”。胗，籀文本从“宀”，禹声，小篆改作“宇”。家，古文“冖”，宅，古文从“广”，小篆都改从“宀”。粒，古文从“食”，小篆改从米旁。这类例子还有：首——页，如“颜、颊”，籀文都从“首”，小篆改从“页”。口——言，如“谋、信”，古文都从口，小篆改从言。足——止，如“正、企”，古文都从足，小篆改从止。鸟——，如“雕、雏、鸡”，籀文都从鸟，小篆改从。调整了一批字的形符，可以使事物的分类更加准确合理，如“肬、胗”改从肉旁，表明属人体的特点；“宇、家”改从“宀”旁，表
义更为清楚。
三、改换了一些字的声符。庙，宗庙，古文从广苗声，
小篆改从朝声。琅玗，玉名，古文旱声，小篆改从干声。线，缕也，古文泉声，小篆戔声。谯，责备，古文肖声，小篆改为焦声。顶，头顶，籀文本从鼎声，小篆改从丁声。仿，相似，籀文丙声，小篆改从方声。勳，“能成王功也”，古文员声，小篆改从熏声。换用不同的声旁，有的为了字形省简，有的则反映了方音的差异。
四、改变了一批字的六书结构。嶽，“东岱”，古文从“丘 山”会意，小篆从山狱声。云，云气，古文为象形字，小篆改从“雨云”会意。邦，国，古文“从止从田”会意，小篆改为从邑，丰声。姦，“私也”，古文从心旱声，为形声字，小篆从三个女会意。归，女子出嫁，籀文“从止从帚”会意，小篆改为“从止从妇省，声”。野，郊外，早期古文字都“从林从土”会意，古文从林从土，予声，小篆从里，予声。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一条与第一条也有紧密的联系。
五、使一批汉字的形体固定下来。早期古文字山于处于初创期，其各构成部分的位置常不固定，如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内可外，形体流动不居。到战国文字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如“任”，《尊古斋古玺集林》战国文字“人”在右旁。姓，战国诅楚文将“女”置右边。播，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将“手”置于右边。昧，战国印文为上下结构，小篆固定为左右结构，等等。由于汉字形体趋于固定，相对来讲，汉字的笔画数也就固定了下来，改变了战国时代、笔画无定的状况。
从小篆对古籀的大量改动动调整中可以发现，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推动着人们思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逐渐全面深刻起来，于是他们要求按照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世上万物重新进行统计和分类，并对事物的本质与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和描写，他们给原先没有形旁的字加上形旁，为原先属于其他形旁的字更换新的形旁等，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说，实质上是要求文字能更加准确地记录语言，使用更加明晰的符号，以服务于社会人群。经过小篆的省改调整，新的形声字大批产生，新的形符成批出现，文字形体得到了规范与统一，这就给后人以很大的启迪，为传统文字学理论“六书说”在汉代的正式形成起到了催生作用，也为许慎划时代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的写作与540部首的创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小篆对古籀的省改与调整还反映出以下现象：
一、体现了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与进步对文字的影响。获，早期古文字作“隻”，字形象一只手抓住鸟，本义是“捕获”，这是为记录狩猎生活而造的字。后来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要表达“收谷物”这样一个概念（词），于是小篆就分化出两个字，加犬旁表示捕获禽兽，加禾旁表示农业收获。钮，《说文》：“印鼻也。”印章上端的雕饰，可以用各种材料制作。古文从玉，说明战国时代有玉制的印鼻，小篆改从金，说明有金制或铜制的印鼻。又如槃《说文》“承槃”，即盛物的托盘，古文从金，籀文从皿，证明战国及战国以前或是金属制作，或是陶土制作，而战国改从木旁，表示其质料发生了变化。凡此种种，都是社会发展，事物变化通过文字得以记录之例。
二、体现了社会习俗和观念的转变对文字的影响。吉，早期古文字里像是神座上摆着举行隆重仪式时用的礼器“圭”，表示有喜庆的事。这是上古时代人们崇拜超自然力量的反映。后来字形转变，小篆变为从士从口。《说文》：“吉，善也，从士口。”战国时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士的阶层非常活跃。士是有知识有才智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威信。所以“士口为吉”就可以理解的了。士，在早期古文字里有不同的解释，一说像男性性器，一说像人端拱而坐之形。到了小篆，折为“从一从十”的会意字，表示善于做事情，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本义是“能胜任工作的男子”。《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贯，在甲骨文里本像双手捧土的形象。土地能够生长万物，在上古农业社会是最宝贵的东西。《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了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向农夫乞食，“野人予之块”的史实，块就是土，象征着土地，可见土地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重视。到了小篆时代，货币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小篆于是改从“贝”字，以顺应时代观念的改变。
三、表现了秦人对字词所赋予的特定的意义。汉字的来源
并不是单一的，对汉字的解释只要是合乎理据的，应当充许不同意见存在。如“亡”字，人们根据甲骨文字形，或释为“刀的锋芒”，或释为 “一把刀的刃被折断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小篆根据先秦古书的大量用例，释为人隐藏起来，表示“逃亡”，这是符合理据的解释，至今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又如“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