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薛尚功、清人阮元、吴荣光和吴式芬等人金文著录书中的考释错误。甲骨文出土，刘鹗的《铁云藏龟》首先拓印出版，孙氏依据它于一九O四年撰写了《契文举例》，成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由于事属
①
草创，所据资料又很有限，不免误释较多，“是者与误者尝并在一条中”(王国维语)。这本是一个学科开创初期难免的现象，我们自不应苛求。陈梦家曾指出，孙氏“所认识对的以及和罗氏水平相等的共185字”②
，这是不能抹杀的，即使是对《契文举例》评价偏低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也承认孙诒让“为此学开山”、指
③
出“盖此事之难非徵君(指孙诒让)之疏也。”
孙氏在研究了金文、甲骨文之后，撰写《名原》，是企图从理论上来总结自己研究古文字的成果。他在《名原·叙录》中说：
每惜仓沮旧文不可复睹，窃思以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迹，上推书契之初轨。 这就是说，他希望根据甲骨金文到籀文、小篆的演变发展来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 他又说：
今略摭金文、龟甲文、鼓文、贵州红岩石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异，以著省变之原；
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 这就是说，他要探寻汉字字形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孙氏的这些认识，在清末还十分崇信《说文》的学术氛围中，是颇具先进性的。他对汉字系统的全面认识，不仅超越在他之前的俞樾、吴大澂，也胜过在他之后的章炳麟。孙氏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观点很明确，他简要地论述了汉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轨迹：
最括论之：书契初兴，形必至简；遢(?)其后品物众而情伪滋，简将不周於用，则增益分析而渐繁。
其最后文极而敝，苟趣急就，则弥务省多，故复减损：而反诸简。其更迭嬗易之为，率本于自然。而或厌同耆异，或袭非成是，积久承用，皆为科律。故历年益远，则讹变益众。
在这里孙氏把汉字简化和繁化的辩证关系说得相当精彩，比我们在一段时期内为了提倡汉字改革而片面强调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惟一规律，要科学得多。 他在论述象形字的演变时说：
盖书契权舆，本于图象。其初制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缋。此原
始象形字也。其形奇诡，不便书写，又不能校若划一，于是省易之。或改文就质，微具匡郭；或删繁成简，粗写大意；或举偏该全，略规一体。此省变象形字也。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而后文字之与绘画，其界乃截然别异。此后定象形字，今《说文》所载，大略如是。
孙氏在这里把象形字分成原始象形字、省变象形字和后定象形字三类，叙述了它们的流变和特点。这些认识是从比较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籀文、篆文等古文字而得出的，因而也是正确的。象形字是汉字的基础，对象形字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运用偏旁分析法来考察古文字，就不会拘泥于一笔一划，也不会流于臆断。孙氏在运用偏旁分析法考察古文字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证，对罗、王等后来的古文字学家无疑是有启示的。例如：《名原》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对“止”字以及从“止”的“步”、“徙”、 “降”、“出”、“先”等字的考释，就很有说服力。最后他归纳说：
综考金文、甲文，疑古文“止”为足止，本象足迹而有三指。??金文足迹则实绘其形，甲文为
“”，则粗具匡郭。 他又说：
仓、沮造字之初，简易划一，大抵如是。甲文出于商代，盖犹知此例。自后人增益分析，各
自成为数形；而“止”之为足，转成假借。又或变从止为从，从。 乃成草木之形，于原始造字之旨益远矣。
孙氏在这里对“止”的字形的分析，对《说文》的批评，以及对“止”作为偏旁时形体讹变的分析，大都是正确的。又如：《名原》对“”字以及从“”的“啬”、“墙”、“啚”、“圖”等字的考察，对其字形演变的分析，也是令人信服的。再如：《名原》析“凤”“朋”为二，指出“实在凤象羽毛形，??而贝朋字则象连贝形，象义固渺不相涉。”纠正了《说文》的失误；对郘钟等铜器中“悬”字的考证，改正前人的误释，更是不可移易。
孙氏在推原、析异，考察汉字的原始状态及其繁简演变的过程中，还对六书中的转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表面上他赞同小徐《说文解字系传》的观点，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讨论问题的。
他说：
盖仓、沮制字之初，为数尚鲜，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其
后递相沿袭，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来也。 自来凡形声骈合文，无不兼转注。??盖转注以形著义，与假借以声通读，其例皆广无畔岸，故古文偏旁多任意变易。
孙氏在这里是从汉字的历史发展来谈转注的，他把添加义符的分化字看作转注，因而认为形声和转注是相互兼任的。这同传统六书说有关转注的各种说法，无论是主形、主音或主义的说法都是不同的，也许它并不符合许慎的原意，但是这却不失为一种对汉字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新说法。总之，《名原》在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及演变原因和考察分析字形繁简变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了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
注释：
①②③转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5页、第56页、第5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原载武汉大学《长江学术》第一辑，2002年5月）
编者按：
从选题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书评。作者选取了在学术界颇具深远影响的清代学者孙诒让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名原》，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从评述的过程来看，先扼要地介绍了《名原》一书的作者、成书的时间，以及《名原》的主要内容和性质。继而全面介绍了该书作者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影响，尤其是与本书的学术渊源关系。而后又评析了作者撰写该书的目的，作者对汉字形成、发展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对转注理论的看法。充分肯定了“《名原》在探讨汉字的原始状况及演变原因和考察分析字形繁简变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了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术价值。
一代之学术，一代之学风
乔秋颖
摘 要：本文考察了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重要书信及序作，认为清代古音学的辉煌成就与优良的学风是分不开的。这些优良学风有：毕生治学，心无旁鹜；继承前人和师长；能“弥缝”前人之说；奖掖后学，鼓励来者；师友论学，求真求实。清代古音学是在研究、讨论、继承、创新中走向成熟和辉煌的。 关键词：清代 古音学 学风
一 引 言
清代小学成就卓然，古音学成就更可称“日丽中天”。王国维曾说过：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
[1](p251)
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
辉煌的成就与清代古音学界的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今天读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大家的序作、往来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可以得到古音学之外的收获：清人的学风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涉及的书信及序作有：顾炎武的《答李子德书》，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来书》、《寄戴东原先生书》、《声类表序》、《江氏音学序》、《答江晋三论韵》（壬申七月），戴震的《六书音均表序》、《答段若膺论韵》，钱大昕
的《六书音均表原序》、《与段若膺书》，江有诰《寄段茂堂先生原书》（壬申三月）、《复王石臞先生书》、《再寄
[2]
王石臞先生书》（壬午冬月），王念孙的《王石臞先生来书》、《石臞先生复书》（癸未三月），等等。
二 毕生治学，心无旁鹜
清代古音学家往往以毕生精力投入学术。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朴学风气时，有“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
[3](p47)
的研究”一条，古音学是朴学中的代表，最能体现朴学的真谛。
顾炎武撰《音学五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叙），顾氏好友李因笃更说顾氏“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古今韵考序》），顾氏为清代古音学开创了一代学风，引导了古韵学的发展方向，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
江永，曾有人举荐他进京为官，他以年老为由固辞不去，在学术领域耕耘不辍，《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都完成于七十七八岁时。
戴震从青年时代即研究音韵，江永曾与之“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于韵学不无小补[4]( p3)[5](p243)
焉”，一生研学不已，去世前十几天还写就了著名的古音学论著《声类表》。
江有诰一生“惟好音韵之学”，心无旁鹜，他为了证明质术不分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其《诗经韵
[6] (p22)
读/古音凡例》中还特意申明“寒家在徽郡城内，海内博雅君子有肯纠正拙书者，务祈邮函赐教焉”，希望广泛征询意见，其谦虚好学可见一斑。
三 继承师长与弥缝前说
（一）能继承前人和师长的学说，借鉴先出的成果；研究中，以前人学说为标的，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清代古音学家的又一优良传统。
清代古音学家之间的师承关系明显，戴震师从江永；段、王、孔师从戴震，江有诰与段玉裁有师生之谊。戴氏古音学受江永的影响颇多，王念孙、江有诰最能集各家之大成。当然，古音学家们的继承并不限于师承。清代古音学的开创人顾炎武继承了明代陈第古今音变的理论，摒弃了叶音说；江永继承顾氏的离析法，得古韵十三部。江有诰吸收孔氏东冬二分的学说来补正自己的古韵分部。孔广森说得好：“广森学古音，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二君子之后，既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识所指归；近世又有段氏《六书音均表》出，藉得折衷诸家，
[7](p2)
从其美善。”他对自己的古音学来源很清楚，前人的成果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
王力先生曾拿顾炎武与王念孙的成绩相比较，说“王念孙如果早生一百年，他只能做到顾炎武的成绩；顾
[8](p326)
炎武如果迟生一百年，也就能有王念孙的成绩”，表明了学术史和人类历史发展一样，后人的进步是一种必然，但这种进步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要站立于前人坚实的基础之上。
（二）后出的古音学家不盲从成说，而是用新的创获“弥缝”前人之说。正是章太炎所谓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江永推崇顾氏，但对顾氏的复古思想并不苟同，他说：
顾氏又曰：‘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愚谓此说亦大难。古人
[4](p4)
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
[4](p4)
同时指出顾氏在方法论上存在“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和“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等韵之
[9](p16)
学甚疏”的缺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今分平上去声皆十
[4](p4)
三部，实欲弥缝顾氏之书”。江永自己长于审音，并能把考古与审音结合起来，“运用等韵学、今音学的
[10](p299)
原理研究上古韵部的分合”，注意“从语音的系统性考察古韵”，而不仅就《诗经》韵脚字作归纳考证。 顾氏、江永都把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合为一韵看待，段氏“及细绎之，则支佳为一韵，脂微齐皆灰为
[11](p2)
一韵，之咍为一韵，而顾氏、江氏均未之知也”。真以下十四部，顾氏合为一部，段认为“顾氏不能深考”，“仅可以论汉魏间之古韵，而不可以论三百篇之韵也”。江永虽分为真元二部，但对真文“分用尚有未审”[11](p13)
。《切韵》侯部字，顾氏归在其第三部鱼部，江永将侯部从鱼部中分出，却未能独立而是与尤合为一部，段认为二人“皆考之未精”。
段氏正是看到了前辈学者所未能及的地方，创立了支脂之三分、真文二分、侯尤二分说，并成为可以千古的功绩。
王念孙认为顾炎武在入声与舒相配问题上，能从先秦用韵实际出发，摆脱《切韵》阳入相配的束缚，首次以入承阴，但体例贯彻还不够彻底，缉至乏就是沿袭《切韵》承阳声韵旧制，王氏彻底把缉和乏（盍）独立出来，成为只有入声而无平上去的韵部。
江有诰《诗经韵读/古韵凡例》认为他之前的各家都有“误处”：
顾氏之书经江、戴二家订正，江氏之书又经段、孔二家订正，但段孔之书尚有误处，不得不据鄙
[6] (p22)
见纠出，因四家之书实足以信今传后，故摘其微瑕以成全璧。 和段氏一样，江有诰也看出了顾氏和江氏对侯部的处理“均未善也”，并且他认为段氏固然确立了尤侯的分立，但与这两部相关的入声屋觉也应该分开，弥补了段氏侯部无入声相配的缺失。
他的《入声表》以图表的形式将入声韵与其相应的阴声韵部配合得十分严整，不仅解决了段古韵分部的入
[12] (p12)
声分配上的问题，也纠正了江永《四声切韵表》中对应的错误。
四 奖掖后学，言之有据
师长辈对学生的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鼓励，段氏的《六书音均表》一经问世，钱氏称其为“凿破混沌”，为段作的序中说：“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
[11](p1)
存古音而已哉！”
戴氏对段氏支脂之分立赞不绝口：
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11](p1)
若夫五支异于六脂，犹清异于真也；七之又异于支脂，犹蒸又异于清真也。实千有余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划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11] (p4)
大著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举三部入声，论其分
[2]p193、204
用之故，尤得之??至支脂之有别，此足下卓识，可以千古矣！（《答段若膺论韵》，见） 戴氏的古韵分部采用了段氏的这一结论。
段玉裁、王念孙二人继承了乃师的风范，段在《声类表序》中称赞比自己年轻的孔广森“东冬为二，以配侯幽，尤徵妙悟”。《答江晋三论韵》又说：“此孔氏卓识，胜于前四人处。”王氏《与江晋三书》：“孔氏分东冬为二，念孙亦服其独见。”
对江有诰，段王二人更是倍加赞赏，大力扶持。段曾为《江氏音学》作序，说：“余甚伟其所学之精。余谛观其书，精深邃密。”认为江有诰于考古、审音二者“尤深造自得”。“于前人之说，皆择善而从，无所偏徇。又精于呼等字母之学，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入声表》一卷，尤为精
[6]（p1）
密，不惟陆氏分配之误辨明，即江戴异平同入之说亦可不必。其真知确见有如此者！”
在段氏看来，江有诰实在是一颗耀眼的古音学新星，也是自己寻觅的学术知己：
余于江氏、孔氏每有彼此不相见之恨；犹幸得见余师戴氏，今又幸得见吾晋三，是二人者皆有知我之乐焉，皆有互相挹注之益。假令天不假我以年，余即获亲戴氏，而不获见晋三，安能知晋三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家皆有匡补之功哉？晋三不见我，有不叹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哉？晋三富于春秋，精
[6] (p1)
进未有艾，余耄不及见，而固知其所学焉必有深造也。
王氏与江有诰之间有多封书信往来，王氏信中流露出对江氏的欣赏，“自段君而外则意多不合，难望钟期
[6] (p11)
之赏，而鄙书亦终未付梓及奉读大箸，则与鄙见如趋一轨，不觉狂喜。”与段氏对江的感觉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后辈的学术能力予以信任和肯定，段氏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江有诰，他想过探讨支脂之三者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以便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但他没做到也不可能做到，曾与江氏论起此事：“能确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何以陈随（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
[6] (P10)
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
段王二人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实在难能可贵。
五 师友论学，求真求实
师友之间学术探讨频繁，往来书信有的长达数千言，材料丰富，论述充分。《答江晋三论韵》《答段若膺论韵》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都是音韵学史上的经典。大到方法和观点的探讨，小到个别字甚或谐声偏旁归部的争议。如果对方合理，则宁愿放弃己见而遵从对方，即使辩论对象是后学；如果认为对方理由不充分或有缺失，则或坚持己见，或补正对方，哪怕是对尊敬的师长。《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之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之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
[3](p47)
大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说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今人尤其要学习这一点。
戴震虽是段玉裁的老师，但他的古音学成果出在段氏之后，而且受段氏影响很大。师生曾写信反复讨论韵学，师友之谊长达十五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