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书学思想对晚近书坛影响不同论
金 丹
一．得到启发：赵之谦
包世臣书学思想在晚清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他对于赵之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杨守敬认为：“承其学者，吴熙载让之、赵撝叔之谦皆为世所重。”但赵之谦所受的影响及其成就是迥异于包派中人的，或者说，赵之谦是从包世臣书学思想中走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位碑派大家。
赵之谦（1829—1884）自云早年读过阮元的《揅经室集》，阮氏的碑学思想对其有较深的影响。他的书法初宗颜真卿，后于北魏造像及篆隶中得力最深，遂自成一家。从赵之谦早年所著的《章安杂说》中，可以了解到他对于包世臣的态度，他说：“余论书服膺包慎伯。慎伯指刘文清书为得力香光，文清笑谓数十年功夫，一语道破。真打瞎顶门眼，夺却脑后符，非漫说也。”
他在远客浙江章安时，仔细阅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并由此服膺其论书，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碑刻的心态，他说：“去古远，石刻传者无几，晋、齐、梁尤少。宋则仅《爨龙颜碑》，北齐、北魏石刻尚有，余所见无过《张猛龙碑》，次则《杨大眼》、《魏灵藏》两造像。《石门铭》最纵宕，则欧、褚祖□也。余所藏隋《修梵志》，则又调剂汉晋，度越唐宋，落笔处一一如崩崖坠石，非真学
拨镫法者不能也。”接着他又说：“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由此可见他对于阮元、包世臣观点的认同，并取法六朝石刻，尤其是北碑。
同治四年（1865），37岁的赵之谦在致胡培系的长函中说：“书学最小，然无师法，亦不能明。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馀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如果说包世臣《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理论指导的话，那么包世臣弟子阎研香所作的笔法演示，使得赵之谦间接得到了包氏的书法技法，由此自认为书艺大进。从笔法上看，包世臣 “力诋裹锋、专主铺毫”的技法观念，使得赵之谦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赵之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和何绍基在杭州几次见面的不愉
快，他说：“何子贞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地道，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在另一信中又说：“太史之视弟如仇，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太史逼弟论书，意在挑战，以行其詈。”此二信虽未言明因何见解而争，但实际上反映了在太史何绍基的心目中，赵之谦是包世臣的继承者，何绍基因对包世臣书法理论和书法作品的鄙视，而牵动着承其馀绪的吴熙载和赵之谦。
赵之谦与包派中人有很大区别，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不墨守成规。他的篆隶书也和吴让之一样师法邓石如，他也受包世臣笔法的影响，但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追求。同治六年（1867），39岁的他在致孙欢伯的函中说：“承询书学，弟所得者不出包倦翁、张宛邻两家之法，所悟则有出两家之法之外者。”接着他又说：“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慕手追在郑文恭，此汉以后第一人也，幸求而得之。取包氏、张氏之说，以为引进之阶。”很明显，他是将包世臣当作向北碑过渡的桥梁。他曾以天分和人力的比例来评邓、包、吴三家和自己，他认为：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这是十分自负的表述，天分是第一位的，如此他则在诸人之上。在致魏稼孙信中，他说：“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干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说明他既钦佩邓、包，从中得到启发，并欲跳出邓、包之外，别树一帜。
二．善于发挥：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生活的年代，书坛是笼罩在包世臣书学思想影响之下的，他也深受其影响。但沈曾植不像赵之谦那样笃信其说，也没有像康有为那样走向偏激。他钦佩包氏，又不迷信包氏之说，半信半疑，每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
沈曾植的书法以行草书名世，早期攻帖学，后得力于北碑，曾一度推崇包世臣、吴让之笔法。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说：“寐叟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马宗霍说沈曾植学包而有出蓝之誉。沈曾植自己也有诗句表明他曾受包世臣影响：“百年欲起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又有“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沈曾植《行书轴》，即是抄录包世臣的《论书绝句》。晚年的沈曾植又取径黄道周、倪元璐，并融入章草与齐魏碑版造像，形成自己生拙奇特的书风。他在书法上追求碑帖兼融，自云“置我三王二爨间”，又刻意求“生”，尽管他的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但他的碑帖兼融显得并不太成功，在当时书坛也无太大影响，却在身后的现当代声誉鹊起，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他对于包世臣的态度可以从他的文字中得见。他钦佩包世臣，特别对包氏阐释黄小仲的“始艮终乾”说尤为钦佩，他说：“安吴释黄小仲‘始艮终乾’之说至精”，由于黄小仲并没有解释，故成为一桩淆疑公案，沈曾植有自己的解释：“仆于《药石论》得十六字焉，曰‘一点一点，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谓此语成安吴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