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如梅森(Mason, 2002)认为，要达到定性数据每一部分之间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并且定性数据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也不应该被缩减到一个静止的或简单的变量，所以编码形式和分析方法可能会在不同数据上有变化。本文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在处理定性数据时使用了多种分析逻辑和分析方法。但是，将客观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定性数据毫无疑问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比如对被访者的年龄、收入等人口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被访者的语言构成的分析，后者在本研究中尤其重要，下节将有进一步的解释。
总的来说，布莱曼和博格曼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他们不仅为混合研究方法提供了比较一致的辩护理由，也增加了混合研究设计的可能性。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也提醒了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来系统地连结数据及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
三、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有关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很多现有研究中隐含的或理所当然的假设是，西方文化、①跨国公司在这场“消费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中国消费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辐射”或“影响”，因此“消费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然而，消费文化的扩散机制是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国家辐射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结果是否就是全世界被同质为西方文化？事实
上，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的研究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竞技场”(Jackson, 2004)。本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Watson, 1997; Miller, 1998)。同时，现有研究片面关注消费主义的兴起，然而“消费主义”是产生发展于西方、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仍有争论的一个名词，并且也缺乏实证证据证明中国新出现的消费倾向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是同质的。
另外，正如现有文献所强调的，中国的“新富”和“中产阶级”非常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昂贵的礼物是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一种方式(Wong & Ahuvia, 1998)；只要是进口的，无论奢侈的还是普通的商品都具有某种符号价值(Zhou & Hui, 2003)。但是，“个人的取向”，即出于身体和精神需要而购买的动机，常被研究中国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忽略。本文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
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征及其如何与社会经济指标相联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②包含了有关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一些变量，能够完成这两个任务，也节省了数据收集的精力。
但是，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非常有限，不能充分揭示中产阶级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定量分析也难以获得主观
的解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息。这三个任务只能由对定性数据的分析来完成。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消费的符号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研究者热衷于将社会学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德沃德(Woodward, 2003)建议了一个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策略、叙述和解释。本研究借助这种研究路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本研究收集定性数据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始于定量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访谈和分析。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进一步探索相关结论。定量分析能够产生初步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的结构，而定性数据是丰富的和深度信息的主要来源，将产生研究的主要结论。这是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策略。根据布兰嫩(Brannen, 2008: 57)对大量混合方法研究的分析，该策略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这种研究策略也类似于梅森(Mason, 2006: 3)所总结的“定性取向的混合研究方法”，不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比梅森假设的只使用一些定量文献资料要复杂。在梅森(Mason, 2006)看来，这种策略有利于以较大规模的客观样本为背景来理解研究对象；它以定性的方法论逻辑为主导，能够减少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本体论鸿沟”所带来的风险，也避开了产生一种“混合”解释的挑战。因此，混合研究方法的哲学陷阱给本研究带来的威胁较小。
在文化资本和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数据的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即MCA)
结合定性访谈数据的分析。这种方法自布迪厄(Bourdieu, 1984)开始受到拥护，在当代研究中仍然受到欢迎(比如Silva & Wright, 2008; Bennett et al., 2009)。秀娃等研究者认为(Silva et al., 2009)，MCA方法提供了一种描述社会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途径——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中没有预设任何有关“因变量”的分布；对座谈会和定性访谈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述MCA所揭示的区分和整合的形式，深化我们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另外，采用MCA分析也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为定序变量，本研究尝试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然而这些定序变量显著地呈偏态分布，所以本研究只能求助于多元对应分析。根据以上的方法论讨论和现有消费文化研究的范式，本研究将应用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式和消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是区分消费行为乃至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结构，③这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认同(李培林、张翼，2008；刘欣，2007；李友梅，2005)。本研究的定义主要建立在职业基础上，中产阶级指的是CGSS2003中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包括私营业主)、中级和一般机关干部、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都市定义为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城市地区。根据数据，中产阶级占都市总人口的约14.8％，④约占都市就业人口的26％；在都市中，中产和非中产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中产阶级年收入集中在1万至6万元之间，只有5.8％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超过6万元，接近52％的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关于定性数据，作者于2008年在北京访谈了29位中产阶级成员，在2007年做过一次试探访谈(pilot interview)。⑤访谈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