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缺失性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升华
缺失性体验对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一方面，它给作家以心理上的创伤、痛苦和精神上的焦虑、压抑；另一方面，它又使作家在化解痛苦的同时超越痛苦，进而因自身的缺失性体验而感受到更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也就是人类、社会和整个时代的缺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这种缺失性体验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于童年的不幸。而童年的缺失往往会对一个作家的性格及其以后的创作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促使着作家去回忆，去创作，去弥补曾经的缺憾，以求得满足和发泄。正如有人曾说的“沉痛的回忆，我们总想摒弃，但某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常常将心事勾起。也许是一种声响，一朵鲜花、清风或海洋，然而一想起就会令人断肠。因为它触动了一根电箍，是它神秘地把我们捆束。”
童年的悲惨与不幸往往构成一个人对童年的缺失性体验，而这种缺失性体验往往给作家的一生都涂上一层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人物原型、艺术风格和情感基调。这其中以作家童年父母的离异、亡故、家庭的中落等痛苦体验对作家的性格和气质影响较大。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说的“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下面就以萧红、杨沫、巴尔扎克、拜伦等中外作家为例进行论述。 父母之爱作为最为神圣的爱之一，它常常洋溢着神圣的光环。萧红的笔下母亲的形象得到了丑化，传统父亲的威严也得以解构。这则源于童年萧红父爱母爱的缺失。1911年萧红生于黑龙江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对于一个传统上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来说，她受到的则是来自母亲的冷漠、歧视、辱骂和父亲的毒打。在她冷漠寡情的母亲去世后，喜爱哦红并没有找回这份失落的爱。因为她的父亲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又娶了一个。她的继母并没有改变生母的冷漠，反而变本加厉。她常常在萧红父亲的面前告状，离间其父女关系。这给萧红幼小的心灵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她的作品里许多母性的形象都是被丑化的。具体体现在她的《呼兰河传》中的典型恶婆婆形象，如致团圆媳妇之死的婆婆以及周三奶奶、杨老太太等。还有《生死场》中缺失母性的老王婆、金枝婆婆的形象，她们对孩子缺少应有的母爱，被愚昧和残忍笼罩着。
在萧红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这样的“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条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是别的不具有情感的动物。”“父亲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现实中萧红曾被父亲当作礼物去交换富贵，她正是”为了逃避被出卖的命运，萧红逃离了父亲的家，与父亲彻底决裂。所以她笔下的父亲形象都是卑微、麻木、萎缩、残忍、愚昧和怯弱、病态的。像《生死场》中摔死小金枝的成业、寻羊的二里半=组织镰刀会的赵三；《呼兰河传》中出走的有二伯；《马伯乐》中自私的马伯乐等等父亲形象都是这类的典型。他们在萧红的笔下共同构成了在那个时代那个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群体。 同样经历的还有杨沫。杨沫的童年的心灵创伤主要来自父母关系的不和。她后来回忆说“孩子时候的恐怖悲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心酸。”这种缺乏抚爱、无人照管的生活培养了杨沫倔强、大胆、正义、热情的。“渐渐地我养成了一种眼泪向肚里咽的忍耐性，也养成了一种无言的深藏在心底的反抗性。”杨沫的种种因童年爱的缺失而形成的性格在她的《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身上得到的最充分的体现。
好像举凡伟大的作家都有一段悲惨的往事，都有着不幸的童年，巴尔扎克也是如此。在巴尔扎克出生后仅三十三天，就被父母寄养在一个农家。在童年的这段时光里，他的母亲几乎没有去看过他。被称为“可怜的巴尔扎克”的他再后来的创作中写道“我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这种母爱缺失的阴影就像一个幽灵一直闪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幽谷百合》中，他的那种母爱的缺失与德·贝尔尼夫人（他曾经钟爱的一名大他好多岁的女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母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还有像拜伦，虽然出生与英格兰世家，但童年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挥霍无度以致落魄客死的浪子。再加上自己天生有点破的身体方面的缺陷，他的性格孤独、傲岸、反叛。这种因童年缺失而形成的性格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就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悲观的“拜伦式英雄”——哈洛尔德。而后来他又塑造了一个“拜伦式英雄”群。而斯丹达尔八岁时母亲去世，他一直严守管教，他憎恨自己的父亲。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一切幸福可能都随母亲而逝去了”。“我憎恨我的父亲，他是神权的权利源泉，我更加憎恨宗教，正是以宗教的名义对我实行专政。”（《亨利·布吕拉的生平》）所以不论是《红与黑》还是《帕尔玛修道院》，男主人公父亲形象一直为他所鞭挞，而母亲形象也并非是充满慈爱的女性。
像这样的作家可谓不胜枚举，诸如童年失去父亲与母爱的郁达夫；受专横暴戾母亲影响的屠格涅夫；幼年丧母，备受继母冷漠的薄伽丘；五岁失去母爱的但丁等等。那些童年的缺失性体验无疑给作家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也无形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然而，作家们在创作中寻求发泄、抚慰和满足的同时，自觉地从自身缺失性体验中发现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社会缺失，从而使创作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具有了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