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
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动乱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
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
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