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
马中红
内容提要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独树一帜，一度影响深远。然而，随着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盛行和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的青年亚文化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症候。新一代亚文化研究者在质疑和批评伯明翰学派的“阶级”、“抵抗”、“风格”等核心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方式”、“新族群”、“场景”等后亚文化研究理论关键词，旨在考察变化了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甚至有学者呼吁回归伯明翰青年亚文化学术理论体系。
关键词 后亚文化研究 生活方式 新部落 场景 理论走向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这一中心在其文化研究中发展了一种特别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体系，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以及它们赖于建构理论体系的“阶级”正从我们眼前消失，加之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迅速扩张，新一代的亚文化研究者们开始质疑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试图发展新的亚文化概念和理论，人们称其为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第二波”，[1]或后亚文化研究；而其代表人物玛格尔顿(Muggleton)则将其命名为“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②后亚文化研究的崛起和理论建构是青年亚文化研究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一、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 据资料考证，“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M.Gordon)首次提出并加以界定。1947年，戈登发表了《亚文化概念及其应用》一文，其中将亚文化概念的出现溯源至1944年在纽约出版的《社会学词典》中的“culture-sub-area”，特指在一个大文化区域中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亚区域(sub-division)，[2]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在戈登的界定中，亚文化是被视为民族文化的再划分加以使用的，是基于种族、经济、宗教和地区等不同社会要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3]
戈登之后，亚文化的内涵一直充满着热烈的争议和戏剧性的变化。弥尔顿·英格尔(MiltonYinger)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亚文化，其一是指有别于其所属的规模较大的群体行为规范而形成的较小规模的团体行为规范的文化，其二是指这一团体文化与其所属的较大群体之间因为关系紧张而形成的具有特定行为规范的文化。他将后者称为“反文化”。反文化的亚文化具有颠覆社会价值观的行为特点和思想倾向。[4]
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在《亚文化读本》的总论中将对“亚文化”的理解置入与社团、公众、大众、社会等更为人所熟悉的场域关系中加以考察，并研究这一术语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增加的隐含意义。桑顿认为，亚文化具有社团的特性，但这个词语又有着天生的反抗性质，是一种追求与主流成人社团相异的社会团体。“公众”与“大众”不仅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同时也与亚文化概念相对立。“公众”通常是指理性和负责任的市民主体，他们可以通过官方的、有组织的民主渠道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亚文化则倾向于被建构为剥夺了公民权的、充满敌意的和非官方的组织，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现自己。与公众的理性不同，“大众”往往被描述成分散的、无理性的和被政治操纵的，是大众媒体和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产物。与理性的公众和无理性的大众不同，亚文化群体是矛盾的综合体，它既是反抗的，又是从属的，既充满了政治希望，又是相当虚弱无力的。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也将亚文化诠释成具有颠覆精神的文化形态，认为大众是“消极地接受了商业所给予的风格和价值”的人，而亚文化则“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5]而“社会”一词通常在宏观
意义上使用，是指通过法定的、阶层的、地理的、性别的等等结构性元素建构人群和使人群有意义的重要方式。亚文化则是一个微观意义的概念。亚文化群与非亚文化群的区别依赖于“共同的感觉”，是由共同兴趣结合而成的小规模团体。这样的表述概括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强调的亚文化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亚文化风格和习俗的价值。
迈克尔·布雷克(MichaelBlake)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域梳理了亚文化概念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将亚文化表述为：“它是处于下层结构地位的群体对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意思体系作出反应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意思体系、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它反映了下属阶级企图解决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所引起的结构性矛盾。”[6]因此，亚文化充其量只是那些大型文化形态，如统治阶级文化、主流文化的“子集”。布雷克在论述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关系时强调指出，亚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意义体系的表现和延伸，而不是这个体系的异化或对立物。这样的观点在柯亨和茵格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他们认为，亚文化既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有文化，也不可能与原有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任何亚文化都注定要分离主体文化的一些主要价值，这是因为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所容忍的偏离，一种缺乏毁灭性的偏离”。[7]
后亚文化理论对于亚文化概念的阐释以史蒂芬·雷德黑德(Stephen Redhead)的最具代表性。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理论是学术幻想，“亚文化是由亚文化理论家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其他的方式所产生的”，[8]因此，新的亚文化研究必须关注年轻人建构他们身份时的碎片化、个人主义的方式，即所谓的“后现代的经验”。[9]雷德黑德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他们进而认为，后现代亚文化理论研究需要从社会约束模式中脱离出来，更加注重研究个体的亚文化实践意义。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亚文化通过消费和建构可以使下层社会群体、边缘社会群体释放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价值，亚文化甚至可以通过想象来突破本土化的局限寻求全球商品消费中的个人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后亚文化理论明确解构了当初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理论。
亚文化概念的内涵由强调与社会主体文化的“差异性”到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加以突出的“抵抗性”以及此后的“关系性”，直到后亚文化理论中的“创造性”，较为清楚地表明了亚文化内涵的流动性。事实上，亚文化概念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在不同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范式中，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文化在当今社会和文化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个词语是理解亚文化的关键所在，因为它暗示了不同于大众并且与大众相隔离的一些东西。换言之，亚文化只有在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乃至社会总体文化的关系中才能确定恰当的定义。
二、对亚文化研究的质疑和批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90年代后现代理论家的出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并有丰硕成果，罗伯特赞之为“英国青年研究王冠上的珠宝”。[10]
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是置文化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中加以研究，试图揭示的是各种文化形式是如何用来巩固社会控制以及解剖人们如何对此控制加以抵制和抗争。“社会被看成是一种等级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系列，其特征是，居于次要地位的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阶层是受压迫的。”[11]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菲尔·科恩(Phil Cohen)、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等为代表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者秉承了这一传统，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青年亚文化形式。
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抗议和反抗来形成和发展，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个层面上认识他们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地域化被全球化取代，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取代，青年群体也不再反抗任何单一的主流阶级、政治体系或成年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变迁背景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亚文化
理论体系遭受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质疑。随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学系”，后亚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玛格尔顿(Muggleton)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奄奄一息。[12]2002年6月，伯明翰校方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学系”。
批评者们普遍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囿于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青年过分浪漫化，而忽视了主流和中产阶级的青年文化，并且他们的研究聚焦于阶级和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可变因素，比如性别和种族。“他们的研究关注少数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是男性工人阶级，从这点上可以反映研究者的阶级背景，他们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将问题简单地普遍化。”[13]德夫·莱因(Dave Laing)用不无讽刺的笔调批评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理论。他认为，尽管赫伯格迪在《亚文化：仪式的抵抗》中对亚文化理论的基本主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但一味追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阶级理论，“这既将青年文化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联系起来，又以阶级斗争的模式说明了赶时髦者、光头一族与其他人表面上漫无目的活动；甚而在他们看起来只是纯粹的消费者或违法者时，这些孩子也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斗争，在对抗资本主义”。[14]以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过分倾向于男性而忽略女性青年亚文化经验也进行了批判。麦克罗比在与珍妮·嘉珀(Jenny Garber)合著的《女孩与亚文化》(Girls and Subcultures)中指出，由于研究者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使得他们要么无视女性问题的存在，要么进行严重扭曲。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过分关注青年亚文化形态中抵抗与顺服、支配与从属、表达与镇压、正常与过失之间绝对对立的观点也被广泛批评。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和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的研究都表明，青年亚文化有时强调的并不是抵抗，而恰恰是恪守常规。比如，斯特拉顿对冲浪者和骑车族的调查从根本上推翻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亚文化或多或少停留在一个地方并且持续时间短暂的观点。他发现，亚文化不仅具备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转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且受地位和阶层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些亚文化形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抵抗形式，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表达。麦克罗比通过对流行音乐和时装生产过程的考察，将亚文化的研究回归到社会学和日常生活的领域从而质疑了所谓的“抵抗”。[15]
三、后亚文化研究之后
由玛格尔顿明确提出，随后得到雷德黑德、迈尔斯、班尼特等研究者支持的“后CCCS研究”或“后亚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al studies)认为，当代青年文化围绕着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加以选择和建构，生产方式、新部落、场景等后亚文化主义关键词的广泛使用都试图解释青年文化的认同不再那么受到阶级地位和社会分工的影响。进一步而言，今天的年轻人更喜欢具有多重身份的后现代人格，从而使青年亚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拟性、短暂性、碎片化、异质性和个人主义等近乎后现代的特征。后亚文化研究者们还着迷于通过对音乐、舞蹈和行为方式的民族志研究来推行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研究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2005年，在由国际期刊《青年研究学报》(Journal of Youth Studies)发起组织的一场关于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富有建设性和参与性的辩论中，后亚文化研究及其理论同样也遭受到了强劲的挑战和质疑。
首先，是对关于阶级和其他形式的结构不平等决定青年文化认同理论边缘化的担忧。布莱克曼改变了最初对后亚文化研究的肯定态度，撰文详细地提出了批判。[16]他认为，后现代亚文化理论的主要弱点在于无视政治力量对亚文化的干预。就他重点研究的舞蹈亚文化而言，他认为有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干预，包括执政党寻求压制和规范亚文化的立法活动；媒体为吸引读者而进行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以及武装警察的武力干涉，从而质疑后亚文化理论中明显不关心“结构性的不公平”。事实上，舞蹈亚文化的部分激进因素连接着其他形式的自发反抗，比如自由节目、反核组织、收回街头运动等等，而各种各样的自我制造的文化之间
松散的联合和反抗的形式，全球共享的音乐和舞蹈场景勾勒出了一个可辨别的全球青年亚文化形象。对西方政府和媒体来说，这些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理解成是与主流相对抗的价值观的呈现从而需要加以干涉。
黑斯孟哈(Hesmondhalgh)的文章《亚文化，场景或部落：都不是》[17]一方面呼应了布莱克曼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后亚文化与亚文化青年研究的理论辩论进行了有趣的调停。他明确反对后亚文化研究中提出的场景、部落这些关键词，并且认为后亚文化自身的研究方法只是简单地颠倒了过去的观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说明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同时，他也指出，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中任何试图回到亚文化概念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他致力于研究青年和流行音乐的关系，认为可以假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特定历史环境的结果，因此就不能无视青年群体音乐集会中的政治学因素。
格林勒和哈里兰德通过对虚拟迷幻音乐个案的研究为后亚文化与亚文化之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他们发现，迷幻音乐既是全球性的，也是“虚拟性”的。那些享受迷幻音乐的年轻人在家中通过互联网论坛进行联络并参与全球迷幻音乐活动，其方式方法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亚文化”色彩，迷幻音乐青年群体也共享临时性的物理空间。迷幻音乐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挑战了简单的亚文化—后亚文化二分法。“在目前的青年研究中，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基础去声称已经有一种理论方式能够了解世界各地所有形式的青年文化”，“有一些青年文化形式超越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的理论范畴”，从而需要“更多兼收并蓄的理论工具和更多数量，更好质量的数据”来帮助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理论研究。
特利沙·希特利克(Tracy Shildrick)和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 MacDonald)联合发表《保卫亚文化：青年，休闲生活与社会分工》一文，[18]再次激起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后亚文化研究：“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他们忽视了青年人的文化生活和弱势青年的特点，从理论上说，他们低估了阶级和其他的社会不平等对当代青年文化的潜在意义。”事实正是如此，后亚文化研究者更多地将研究范畴限制在发掘和讨论少数人的音乐、舞蹈和生活方式等问题上，聚焦在少数不具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和休闲活动，有扭曲和不完整地描绘当代青年文化的危险。
因此，不少研究者已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青年文化的组成，他们将更多“普通的”和较少优势的青年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些作者至少有目的地将经济贫困的青年也纳入他们的研究中，不论是经验上的还是理论上的，并且一致发现当代青年文化仍然是深深地分裂的。譬如，纳亚克(Anoop Nayak)认为，青年人的文化认同将继续“紧密地与家庭历史、性别、职位、阶级和地域相联系”。[19]荷兰斯(Hollands)还拓宽了青年文化研究的领域，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城市夜生活中不同青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对“新城市娱乐场景”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社会认同形式作出了敏感反应。他认为，“尽管存在少数后现代族群俱乐部文化的形式，但在夜生活中存在着由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和生活方式细分引出的清晰的社会界限”，[20]即将人分为弱势的、不安全的和特权阶层。对于青年来说，社会分工仍然决定着青年文化的认同，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用同样的方法拥有或创造文化认同的，即使在休闲领域，尽管有跨阶级休闲的事实存在，但不同的社会阶级参与和消费的能力是不同的，文化认同依然“视结构背景和物质因素而定”，而且是“根植于‘真正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21]
不难看出，在争议中有着一股从后亚文化研究之后对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精神复归。波士(Martina Bose)极为明确地指出：“早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亚文化研究的特性，以及种族、阶级、社会隔离和权力关系等等核心概念，仍将是我们理解青年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的中心”，因此，可以考虑“重写和更新亚文化的概念”。[22]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理论之后，西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无疑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亚文化青年研究。无论后亚文化理论在眼下遭遇到怎样的质疑和挑战，一个对青年文化研究更具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和方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或多或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