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延寿禅师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七日，而以永明为弥陀化身，就以此日为弥陀诞日；正月初一日是布袋和尚诞日，而以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就以此日为弥勒诞日。 （三）忏法与打七
改恶修善是佛教根本教义。特别是大乘佛教，认为人生是由久远生死相继而来，今后还须经无数生的修行，以至于成佛。其间最主要的是要消除以往无量劫中所造的罪恶，发愿今后精进修行，永不退转。因此，修习忏法便成为大乘修行的不可缺少的行仪。历来通行的忏法有两类：一类是集诸经所说，忏侮罪过的仪则；一类是依五悔法门，修习止观的行法。
忏悔罪过的仪则，据《唐高僧传·兴福篇论》中所说，最早是刘宋时代的药师行事。其后萧齐竟陵王箫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三十卷（全书今不传，只有一卷收入《广弘明集》中）。及至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其源始于荆襄，本以疠疾，祈诚悔过。感得平复，因约诸经抄撮成部（全书三卷，中士久佚，今编入《大正大藏经》第八十五函）。梁武帝曾制忏二部，一名《六根大忏》（今不传），是梁武帝自己亲行的，文中有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一名《六道慈忏》，乃是岁中诸寺所行，即今所谓《慈悲道场忏法》，又简称《粱皇忏）。梁陈之际，忏法繁兴，据《广弘明集》卷三十六所载，有涅槃忏、六根忏、摩诃般若忏、金刚般若忏、胜天王般若忏、妙法莲华经忏、金光明忏、大通方广忏、虚空藏菩萨忏、方等陀罗尼斋忏、药师斋忏等。《唐高僧传·兴福篇论》中尚举有普贤别行、佛名、般舟等忏。这些忏法的行仪都已失传，内容如何无从考定。以意推测，当是读诵如上诸般经典，以诵经功德消灭罪愆，现在所通行的有《梁皇忏》、《万佛名忏》和唐知玄所撰《水忏》。梁武帝撰集（慈悲道场忏法》，原因是当时僧侣食肉，梁武帝召集京邑大德法师，进行辩论、根据《涅槃经》、《楞伽经》等，制断食肉，并令诸僧七日忏悔（见《广弘明集》），所以这忏法叫作《慈悲道场忏法》。世俗讹传此忏是梁武帝令宝志禅师纂辑，以度王后堕于蟒身之厄。这是宋人附会之谈，不可置信。至于《水忏》的撰述，世传知玄的前世是汉代的晁错，误斩袁盎，因此现身患人面疮，痛苦异常。经异人指示，修此忏法，以水洗浣，而得解冤愈疾。这也是宋人的附会。考核其文字，实是节录宗密所撰《圆觉经道场修证忏）而成，并非知玄自撰。
修习止观的忏法，创始于天台宗智者大师，就是《摩诃止观》中所说四种三昧的「半行半坐三昧」和「非行非坐三味」；也就是《法华三味行法》、《方等三昧行法》、《请观音三味行法》、《金光明三味行法）《法华三味行法）根据《法华经》；《方等三味行法》根据《方等陀罗尼经》；《请观音三味行法》根据《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金光明三昧行法》根据《金光明经》。除《方等陀罗尼经》外，其他三经都有智者所撰注解。其行法见于《国清百录》，唐荆溪湛然又作了一些《补助仪》。其组织的程序，是：（一）严净道场，（二）净身，（三）三业（身、口、意）供养，（四）奉请三宝，（五）赞叹三宝，（六）礼拜，（七）忏海，（八）行道旋绕，（九）诵经，（十）坐禅正观实相。后代天台宗学者又遵照这样组织形式，编辑了许多忏法，如宋遵式撰《往生净土忏愿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宋知礼撰《大悲忏法》；明智旭撰《地藏忏》等。到了清代所撰各种忏法就更多了，天台宗制定忏仪的主要目的，是藉礼敬、赞叹、忏悔以安定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是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但是后世只注重礼拜、忏悔，而废止了诵经与坐禅，是舍本而逐未，完全丧失了天台宗止观要旨了。
无论忏悔罪过的仪则，或修习止观的行法，都是佛教徒自己修行的方法，而不应成为替他人作佛事以谋求财利的手段。根据佛的教导，凡是在家信徒要修积功德为他人（生者或亡者）祈福，只有斋僧一法，汉唐以来一直遵行，如虞世南卒，唐太宗即于其家造五百僧斋。僧侣自己日常修持忏法以灭罪生慧，施主供献饭食以增益福德，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后僧人平时不能自修，遇有信徒施舍饮食或财物时，心生惭愧，于是日修持忏法。其后逐渐演变成为施主给以财物，指定僧人修何忏法、诵何经典的习惯。于是忏法成为寺院谋利的佛事，形同贸易，全无功德之可言了。
在禅宗和净土宗盛行以后，禅宗以直接参究心性的本源为要务，净土宗以专心念佛愿求往生为目的，于是此二宗的主要修行仪式，不是礼拜忏法，而是于七日之中，除必要的饮食睡眠外，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这叫作「打七」；或者分为「打禅七」与「打净七」。在禅宗寺院中，每年冬季都要举行一七（一个七日）乃至十七（十个七日）的「打七」活动。 （四）重要佛事
在寺院中所举行的佛事，要以水陆法会为最盛大，以焰口施食为最经常，其次，斋天和放生也是常常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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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法会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水陆法会的创始，相传是粱武帝因梦中得到神僧的启示，醒后受宝志禅师的指教，亲自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方撰成此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在金山寺依仪修设。但后经周隋变乱，此仪不行。到了唐高宗咸亨中（670一673）西京法海寺神英禅师梦中得异人指点，醒后从大觉寺吴僧义济处得到梁武帝所撰水陆仪文，因常设此斋，遂流行天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但是据《广弘明集》所载，梁武帝于天监三年（504）才舍道事佛，不可能在天监四年以前已经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水陆仪轨中的文辞完全依据天台的理论撰述的。其中所有密咒出于神龙三年（707）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这不仅是梁武帝所不能见，也是咸亨中神英所不能知的。现在通行的水陆法会分内坛、外坛。内坛依照仪文行事，外坛修《梁皇忏》及诵诸经。所谓梁皇亲撰仪文及神英常设此斋，可能只是指《慈悲道场忏法》而言，至于水陆仪文则是后人所增附的。
水陆法会的盛行是宋代开始的。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的旧仪，撰成《水陆仪》三卷，当时曾盛行于世。元佑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十六篇，因称为眉山水陆。南宋时史浩路过金山，闻水陆法会之盛，特施给四明东湖月坡山田一百亩，专供四时修建水陆之费。乾道九年（1173），月坡山创建殿字，四时启建水陆大斋，史浩亲撰疏辞，作《仪文》四卷。南宋末年，志磐又续成《新仪》六卷；并制定像轴二十六轴。于是金山仪文称为「北水陆」；志磐所撰称为「南水陆」。《应庵昙花禅师语录》卷五有在建康蒋山太平兴国寺《王机宜为弟枢密相公设水陆请升堂法语》，和在平江府报恩光孝寺时《悲济会水陆升堂法语》。昙花是宋高宗时人，可见当时水陆佛事已很普遍。元《元叟端禅师语录》有《朝廷作水陆升座法语》，其时是皇庆元年（1312）。《元史》卷二十八说：英宗至治三年（1323）制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其时月江正印禅师住持金山，其《语录》中有《朝廷金山建水陆法会普说》，就是其事。《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二十有明洪武元年、二年（1368、1369）两次于蒋山禅寺水陆法会升座《法语》，这也是受明太祖敕旨举行的。可见元明时对水陆佛事甚为重视。明袾宏又因金山寺本前后错杂，不见始终头绪，时僧者舍亦复随意各殊，乃取志磐崴轨重加订正，成为《水陆修斋仪轨》六卷。清咫观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十卷。现在通行的是清道光间仪润汇集袾宏订正的《水陆仪轨》。
根据如上所述的水陆佛事发展情况来看，水陆仪文是宋人创撰的。宋遵式《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是水陆与冥道是同一仪式的名称。日本最澄、圆仁先后入唐求法，所携回的密部经典中有《冥道无遮斋法》一卷（最澄）、《冥道无遮斋文》一卷（圆仁）。现在《阿婆传抄》中有《冥道供》，其规模与水陆仪轨大致相仿。可见水陆法会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杨锷又采取了密教仪轨而编写成《水陆仪》。明莲池（袾宏）大师既嫌金山寺木头绪杂乱，可见原初创始未必是出于通家之手。现在金山寺本既不传，无从考知其内容。总之，水陆法会是宋代盛兴起来的一种佛教仪式，是可以断言的。
瑜伽焰口系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佛事仪式。经中说：佛在迦毗罗城尼具律那僧迦蓝，为诸比丘并诸菩萨说法。尔时阿难独居闲静处习定。至夜三更，有一饿鬼，名曰焰口。于阿难前说：「却后三日汝命将尽，生饿鬼中。」阿难心大惶怖，疾至佛所，陈说此事，并乞示教。时佛为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谓诵之即能免饿鬼苦，福寿增长。修此法时，于一切时，取一净器，盛以净水，置少饭麨及诸饼食等，右手按器。诵陀罗尼七遍，然后称多宝、妙色身、广博身、离怖畏四如来名号，取于食器，泻净地上，以作布施。若施婆罗门仙，即诵此陀罗尼二七遍，投于净流水中。若诵三七遍，奉献三宝，则成上味奉献供养。
此法的传来，最初是唐武后时实叉难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和《甘露陀罗尼咒》一卷。面然就是焰口的异译。其《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中所说的真言名变食真言。《甘露陀罗尼咒》所说真言名甘露真言。谓取一掬水，咒之十遍，散于空中，即成甘露。其后不空三藏译出《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与实叉难陀所译同本。不空又译出《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即前《仪轨经》前半起源分别行）、《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日本所传尚有唐跋驮木阿译《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中的行法次第是：一、破地狱真言，二、召饿鬼真言，三、召罪真言，四、摧罪真言，五、定业真言，六、忏侮真言，七、施甘露真言，八、开咽喉真言，九、七如来名，十、发菩提心真言，十一、三昧那戒真言，十二、施食真言，十三、乳海真言，十四、普供养真言，十五、奉送真言。自此以后施饿鬼食便成为修密法者每日必行的仪式。日本入唐求法诸家曾携回有关施食饿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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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轨。空海著《秘藏记》中曾解释施饿鬼法中五如来义。安然《八家秘录》有《施饿鬼法》，列诸家将来经轨八部。但是在中国却由于唐未五代之乱，随著密教失传而施食一法也失传了。
宋代诸师对于施食一法是不够了解的。在遵式《金园集》中有施食正名、施食法、施食文。施食观想诸篇。其法并非密教仪轨，只是取经中真言，附以台宗观想而已。其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陸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斛食是指焰口施食。冥道是唐代的冥道无遮大斋，也是密教行法的一种。水陆是宋代兴起的仪式。此三者在当时是混同著而无所区分的。宗晓有《施食通览》一卷，首载《救面然饿鬼经》二译，次录《涅槃经》佛化旷野鬼神缘，《鼻奈那杂事律》佛化魔子母缘及《宝云经》中比丘乞食分施鬼畜文，次集诸家关于施食及水陆斋会之文。其中有仁岳《施食须知》一篇，也以为施旷野鬼神，施鬼子母救拔焰口饿鬼同是施食。《释门正统》卷四《利生篇》也同此说。可见宋代诸家对于焰口施食曾企图恢复而未得其道。
元代由于藏族喇嘛进入汉地，密教也随之复兴。藏经中有《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一卷，未注译人。就其中真言译音所用字考之，应是元人所译。其次第与不空译《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相同，其前增有三归、大轮明王咒、转法轮菩萨咒、三十五佛、普贤行愿偈、运心供养、三宝施食、入观音定，然后方破地狱。而后增尊胜真言、六趣偈、发愿回向偈、吉祥偈、金刚萨埵百字明、十类孤魂文、三归依赞。从此瑜伽施食之法得以复兴。
明代，由于诸家传承不一，各自以意增益，遂又形成杂乱。今所知者明代行法有《瑜伽焰口施食科仪》。其后天机禅师删其繁芜，成为《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世简称为《天机焰口》。天台灵操为之註，名曰《修习输伽集要施食坛仪应门》二卷。其中唯召请孤魂文不同。莲池袾宏又因《天机坛仪》略加参订，名曰《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略名《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并为之註，名《施食补註》。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宝华山释德基又因袾宏本略加删辑，名为《瑜伽焰口施食集要》，世称《华山焰口》，乾隆六年（1741）宝华山释福聚又因之作《瑜伽施食仪观）。此外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释寂暹著《瑜伽焰口註集纂要仪轨》。康熙二十二年刊《修习瑜伽集要施食仪轨》的跋文中说：「禀受师承不出一家，遂使流通经本大相径庭。纷纭彼此，莫知适从。」清代佛寺流行的《焰口》，多为《天机》和《华山》两种。
斋天是后起的一种仪式。当天台宗智者大师依《金光明经》制定《金光明忏法》时，其中庄严道场是要依《金光明经》设大辩才天、大功德天和四天王座位。而忏文中依经奉请大梵尊天、帝释天、护世四王、金刚密迹、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一天众。到了宋代修金光明忏，设诸天供，就随意依据经文而增加之，诸天座次的排列也引起争论。南宋绍兴中（1131一1162）神焕撰《诸天列传》，乾道九年（1143）行霆又撰《诸天传》。设诸天供有十二天、十六天、二十天、二十四天、三十三天不等。
到了元代，便由金光明忏法略出供天一节，作为寺院中每年岁朝佛事。元省悟所著《律苑事规》卷十中说：「正旦元首，各寺祈祷规式不同，修光明、观音忏法，或诵经文，或只课咒。」又说：「正月旦、上元节，诸寺殿堂多修忏法，或供诸天。」《续释氏稽古略》中说，元文宗时，天台宗的慧光法师于每岁元旦率众修金光忏，这便是斋天所以兴起的根源。明末弘赞律师就简略的《金光明忏法》别撰《斋天科仪》，至今诸寺通行。 放生中国汉地放生的习惯并不始于佛教。《列子·说符篇》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逢节日放生，古已有之。而且《说符篇》中说：「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不仅有放生，而且有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
佛教提倡放生，首先是《梵网经》中第二十不行放生戒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中说：佛往昔为流水长者子救十千鱼事。《杂宝藏经》卷五说：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时有天台山麓临海之民，舍扈梁六十三所为放生池。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诏天下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宋真宗天禧元年（1016），敕重修天下放生池。天禧三年（1018）遵式奏以杭州西湖为放生他。天圣三年（1025），知礼奏以南湖为放生池，于佛诞日为放生会。遵式《金园集》中有《放生慈济法门》，知礼《四明教行录》中有《放生文》，这都是放生仪轨。现在通用的《放生仪轨）也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编纂的。
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汉语系佛教地区，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经中说：目连以天眼通见其亡母生饿鬼道，受苦而不得救拔，因而驰往白佛。佛为说救济之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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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在厄难中者。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七世父母得离饿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乐。这就是盂兰盆会的缘起。此经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但《出三藏记集》以为失译），全文八百余字，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失译的《佛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象功德经》。其文字更短，约三百余字。此外《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五纸，此经已佚。《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用其文，称为《大盆净土经》，说十六国王闻佛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佛及僧事。
关于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有许多注解。现存的有唐慧净《盂兰盆经讲述》一卷，唐宗密《孟兰盆经疏》一卷，宋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二卷，宋普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二卷，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二卷，宋日新《盂兰盆经疏钞余义》一卷，明智旭《盂兰盆经新疏》一卷，清灵耀《盂兰盆经折中疏）一卷，清元奇《盂兰盆经略疏）一卷。
《盂兰盆经》的经题解释有两种说法：一说盂兰是梵音，义为倒悬；盆是华言，指盛食供僧的器皿。如唐慧净（盂兰盆经赞述》中说：「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佛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名盆也。」唐宗密《疏》云：「盂兰是西域之语，此云倒悬；盆乃东夏之音，乃为救器。若随方俗，应曰救倒悬器。」明智旭《新疏》、清灵耀《折中疏》、元奇《略疏）都用此说。第二说以为盂兰盆三字都是梵语音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云：「盂兰盆，此言讹也。正言鸟蓝婆拏，此译云：倒悬。案西国法，至于众僧自恣之日，云先亡有罪，家复绝嗣，亦无人飨祭，则于鬼趣之中受倒悬之苦。佛令于三宝田中供具奉施佛僧，佑资彼先亡，以救先亡倒悬饥饿之苦。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今按经文前段亦无以食物安盆中之语）。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云：「经题者，梵语佛陀乌舍乌蓝婆拏门佐罗素呾缆，华言：觉者说救倒悬器经。」「盂兰盆会者，即今大宋翻经者言，此皆梵语讹略也。具正应云『乌蓝婆擎』，孝顺义，供义，恩义，倒悬义。盆亦讹略，旧云：盆佐那。新云：门佐罗，亦云：门佐曩，华言救器。以义回文，名救倒悬器。」此是遇荣与当时译经院译师商榷所得的解释。
至于依据《盂兰盆经》而举行仪式，创始于梁武帝萧衍。《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义楚《释氏六帖》四十五云：「《宏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以报祖德。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二《祭祠篇》云：「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又云：「外有施主献盆献供种种杂事。」可见唐时风俗对于盂兰盆供是很重视的。此后就更盛大的举行。《佛祖统纪》卷五十一云：「（唐）代宗（李豫）诏建盂兰盆会，设七庙神座，迎行衢道」（又见卷四十一大历三年（768）条）。「德宗（李适）幸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又见卷四十一贞元十五年（799）条）。《释氏通鉴》卷九亦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岁以为常。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中也记此事云，「造盂兰盆，饰以金翠」。只是以前送盆往寺设供，至此改在官内举行，而供器更庄严了。民间对于盂兰盆会也日见热烈．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844）条记云：「（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作花腊、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不仅在家士庶竞修供养，出家僧侣也各出己财，造盆供佛及僧。如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云「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崇修，已历多载。」
到了宋代，这种风俗相沿不改。但是盂兰盆供的富丽庄严和供佛及僧的意义减少而代之以荐亡的行事。在北宋时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所说：「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亦云：「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谓之盂兰盆。」宋高承《事物纪原》曾呵责其失云：「按《盂兰经》曰：『目连母亡；生饿鬼中。』佛言：『须十方僧众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后代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割竹，极工巧也。今人第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斫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失之远甚矣。」但《事物纪原》尚无焚盆及挂冥纸之说，似尚是宋代早期风俗。及至南宋，如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云：「七月十五日??僧寺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
自后盂兰盆会便成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元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云：「七月初旬，堂司预出孟兰盆会诸寮看诵经单，预牵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二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元明本《幻住庵清规》云：「七月十五日解制人事。此夜分启建盂兰盆胜会以济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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