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调适
“经济人”与“道德人” 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社会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古至今，没有哪个社会、哪个国家能很好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经济人”与“道德人”此消彼长的意识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新趋势，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一事实彻底改变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错误观念，使人民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从“能否适应”转到了“如何调适”上来。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两者的整合仍在继续之中，“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矛盾更为突出，急需加以调适和磨合。
首先先来看一看一道争道博弈问题。假设在一个单行道的两端都停着一辆准备过道的轿车。两个司机都必须作出决定：是立即驶入单道还是先让对方先行。司机甲和乙双方都争道和让道两个纯策略。如果双方都让路，那么两人都会耽搁；如果两人都争道，结果是撞车，导致车祸；如果一人先行，另一方也能很快通过。现在用博弈先进行逻辑推算，可以设置：一方先行时，先行方得到的效用是4，让路方得到的为3；双方让道都耽搁，效用均为2；双方争道是，两者都受损，效用均为-1，那么这个博弈的效用矩阵如下： 司机甲
A B A 2，2 3，4 司机乙 4，3 -1，-1 B
争道博弈 （A 争道 B让道） 显然，双方都没有优超策略，争道和让路都是允许的。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双方不能无视对方行动的条件作出选择，每个策略选择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而且还取决于对方。这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关联或依存的关系。如果司机甲和乙 都是”经济人”，那么他们会选择争道；如果双方都是”道德人”，那么他们会选择让路。但结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种选择都没有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甲和乙只要任何一方选择”经济人”，另一方选择”道德人”，那么他们的效用都比单纯”经济人”或”道德人”大。
诚然，争道博弈模型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演绎，并不能反映复杂的现实世界。但博弈论作为一门被广泛应用的新生科学，有其分析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实际上，争道博弈的规律有两个纯策略平衡点，即”经济人”（BB）和”道德人”（AA）选择。很明显，”经济人”选择的“损人害己”的做法，日、而”道德人”选择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这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社会中也是存在的。一般而言，在不存在超优策略平衡点的博弈中是没有严格的合理性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制造一个突出的平衡点来解决博弈中的冲突和困境。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纯粹的形式分心还原，加入习惯、约定或者社会规则等重新造就博弈矩阵的平衡点。例如，在争道博弈中，司机可以遵循“先来后到”或者“女士优先”的原则，更好的做法是制定交通规则规定“右拐者先行或左拐者先行”，这样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济人”和”道德人”调适这一问题上来。在人民的观念中，”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二元对立是永恒的，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调适
永远都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经济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利益驱动是其行为的最原始的动因和最直接的动力。”经济人”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及他人的得失，利益 已提升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纽带。而”道德人”追求的是道德境界的崇高理想，其行为已经摆脱了功利主义，在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中体现超越物质性的价值。从这点上来看，”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两者总是处于某种对立状态。然而，纯粹的”经济人”和”道德人”只是理论上的两个极点状态，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中的人总是处在以纯”经济人”和”道德人”为端点的连续谱上，但永远达不到两个极点，不同的只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组成比例上的差别。所以”经济人”与”道德人”并非是格格不入的，存在调适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调适也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首先，”经济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交换行为中体现出一定的”道德人”属性。”经济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获取最大的利润，选择的方式是平等交换而不是抢劫、偷盗之类的不道德行为，这本身就说明”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中必然包含着”道德人”因素。而且平等交换的行为之所以能实现，也源于交换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如果没有道德因素的参与，”经济人”的交换行为不但不会发生，反而会导致“囚徒困境”。其次，”道德人”的存在可以减少”经济人”在交换行为中的交易成本，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由于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之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经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为确保 其交易 的安全性，提高交换的确定性，”经济人”就不得不附加若干辅助条件，当然其交易成本也上升了。”道德人”的存在不仅能增强环境和心理上的确定性，而且还能有效抑制机会主义的产生，顺利达到“成本最小、获利最大”的目的。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行为时有发生。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猖獗，即所谓的“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现象。这是”经济人”与”道德人”冲突的显示反映，必须加以调适。如何磨合”经济人”和”道德人”，争道博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鉴借的解决方案。既然在任何交易或交换中”经济人”都可能有一种作假、欺诈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那么就需要设置一套游戏规则，人为地促使”经济人”和”道德人”博弈实现平衡，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状态。它的核心准则就是“宏观领域”道德人”偏好、微观领域”经济人”偏好”。意思就是在宏观领域中，应更多地宏扬”道德人”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态度；而在微观领域内，应更多地遵循”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只有遵照其核心准则的前提下所设置的游戏规则，才能使”经济人”和”道德人”在博弈过程中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市场机制作为首要的游戏规则，它本身就具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双重属性，是两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调适的产物。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发点和前提就是把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人”都尽可能安置在公平对等的位置，使其都能平等地追求自己利益。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市场所焕发出来的非凡活力来源于”经济人”所固有的自利动机，所以它的思维模式是：以人的自利、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以体现人的独立、自主、平等和信任的“制度安排”为中介。但在客观上，他却实现了参与者的互惠和社会福利的增加。
但萨谬尔森说过，“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也不顾忌什么”，因而不能自觉安闲它的带来的负面效果，割能够不可能指望它来消除自身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正是由于市场这一游戏规则偏好”经济人”，而将”道德人”置于较低的位子，才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乃至道德的退化。市场选择所体现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创造了物质文明的辉煌，但也加速了道德的没落。如假冒伪劣、行贿受贿、不正当竞争等缺德行为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残酷的现实强烈呼唤道德的归位、”道德人”的提升。道德主要通过社会乎舆论、法律规范、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方式，使人们体验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进而转化为行动消除市场的弊端和阴暗面，达到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持久性效果。在这里，道德可分为软道德和硬道德。软道德即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它依靠羞辱感来维持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属于内在约束；硬道德即指法律规范，它依靠国家机器强制实施，具有外在约束力。在软硬道德约束下，”道德人”的地位得到极大地提高，”经济人”属性下降。随着”道德人”属性的不断增加，”经济人”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动摇，其正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受到了干扰，自由活泼的经济秩序不同程度地被破坏。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市场秩序的有效运作，不应出于过多的道德考虑而进行人为干预，而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好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中的“本我”和“超我”，尽管他们的行事原则不同，但应确保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当于“自我”）达到最佳状态。在”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调适过程中，市场主体既要做”经济人”，又当”道德人”，使经济竞争和道德行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在一系列的游戏规则或者称为制度组合下，合理确定”经济人”和”道德人”比重及其作用范围，充分发挥其正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功能。总的指导原则是“宏观领域”道德人”偏好、微观领域”经济人”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