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能主义理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
熊 欢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爱尔兰中国研究院,爱尔兰科克)
摘 要: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派别之一,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论述了功能主义理论在体育社会学研究、宏观体育社会学和微观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提出在应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功能主义对于社会需求一致性的假设,对体育群体不同利益的忽视以及对社会多元化的轻视等不足。
关键词:功能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体育社会学;宏观体育社会学;微观体育社会学;批判中
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09)02-0013-04 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派别之一,也是对早期西方体育社会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北美体育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它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70年代以来,功能主义遭到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界的质疑和强烈的批判,但是功能主义传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一些功能主义理论家也开始探索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模式及其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潜力。
1 什么是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最早起源于19世纪社会学家始祖孔德 (Comte),之后被社会学家杜尔凯姆(Durkheim)继承并发展。20世纪两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 nowski)和雷得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也对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孔德和斯宾塞分类似于生物器官对有机生命的作用。杜尔克姆更进一步指出任何社会学解释都应该首先指出某一现象的原因;其次,要指出它的功能。这些早期的功能主义思想[1-6]通过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雷得克利夫-布朗的努力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功能学说在早期的人类学那里主要是针对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论等思想而产生的,受杜尔凯姆的影响人类学家主张理解文化特质的功能是研究社会的必备工作。总之,功能主义代表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功能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协调”理论。它不太提及社会冲突,而是倡导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基本需求,社会各部分都应为满足这些需求服务[7]。在二战后,功能主义的发展和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研究中盛行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和攻击。这种趋势持续到了60、70年代。虽然在社会学界,功能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打击,但是这个时期,结构功能主义在体育研究中却扎下了很深的根基。它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美体育社会学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 功能主义理论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激发了一批西方体育社会学家尝试着用整体论的方法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去研
究。一方面,他们想通过体育的发展来反映整个西方大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进一步探索体育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稳定与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研究问题主要包括:①体育参与对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②体育对社会结合力的提升以及对社会各个团体、社区之间关系的协调起到的作用;③体育的拼搏精神对个人成功起到积极的作用;④ 体育对创造健康、优质、幸福生活以及和谐社会的贡献。
3 功能主义在宏观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结构功能主义本身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因此,一开始,它就顺理成章地应用到了宏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在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的框架中,宏观体育社会学主要是把体育作为一项整体社会行动、组织、机制、体系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1967年,德国社会学家顾瑟·卢森发表在《国际社会学期刊》(IRSS)的一篇名为《论体育与文化的互相依赖关系》一文中阐释了体育作为一种集合行动制度是如何运转并对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同时他也讨论了体育和文化是如何在这种社会过程中互相影响并发展和演变的。卢森认为史前体育的功能是普遍的并常常表现出宗教性、集体性、战斗技术性的特征,而现代体育的功能更加体现在它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整合的作用中[8]。15年后,卢森对体育的内部系统以及体育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结构性分析。
他认为体育系统反映出了基本的人类社会制度,体育中的竞争性和分级制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9]。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森也是体育功能主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体育在社会中有5大主要功能: ①社会情感功能,即体育活动有助于维持社会心理稳定;②社会化功能,即体育有传播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的作用;③整合功能,即体育有整合社会成员、团体以及不同文化圈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功能;④政治功能, 体育可以被统治者用来宣传政治理念;⑤社会流动功能,斯蒂文森认为体育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这种资源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0]。虽然哈利·爱德华兹的很多研究也是建立在功能主义上,但是很少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体育功能主义的代表,这是因为他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北美种族主义的评论与体育功能主义所倡导的整合相违背。在他所编著的,也是北美最早的一本体育社会学教材《体育社会学》(1973)中,他流露了一种“冲突功能主义”的观点。
比如他在分析球迷现象时指出:“体育作为一种有社会化以及维护现有价值观功能社会制度确实能使球迷建立一种信仰来解决他们在世俗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不愉快。但是,不能普遍化这种体育的功能,因为体育价值观是通过不同体育项目内在特征来实现,因此应该结合体育的不同特征来看这个问题。”[11] 芬兰学者黑尼拉(Kalevi Heinila)在1966年《国际体育社会学期刊》所发表的《论国际体育团体内部冲突》一文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体育团体成员意志对体育意识形态的作用[12]。除此之外,黑尼拉还采用帕森斯所提出的生命系统的4个基本功能(适应、目标实现、模式维持和整合)把足球运动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来分析。首先,他认为足球的技术特点提升了系统的目标实现功能;其次,足球训练反映了适应功能;最后裁判则体现了生物体的整合功能,因为裁判可以维持整场比赛的秩序和比赛的整体感[13]。
多々纳·秀雄(Hideo Tatano)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一篇名为《体育作为文化的模式性建构:论体育的系统分析》的文章中。在文中多々纳· 秀雄强调了体育符号的重要性。他把体育符号分成了 3类:一是认知和工具性体育符号;二是表达性体育符号;第三是评价和整合性符号。他把体育符号和体育制度相结合并运用到对体育现象宏观及微观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即使体育不是一个封闭和独立的系统,我们也可以系统地分析这些复杂的体育现象,因为我们可以从分析体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结构功能性内在关系与动力机制入手[14]。
4 功能主义在微观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除了从宏观的层面上社会学家们把功能主义理论运用到了体育与整体社会关系的讨论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用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从微观的层面对体育团体以及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比如罗格·芮丝和玛丽·赛格尔,他们研究了体育团队中领袖角色是在怎样的团队结构以及社会过程中被选出来的,通过考察两个北美大学的橄榄球队认为体育团队中的队长 (task leaders)和精神领袖(socio-emotional leaders)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队长一般是队里面技术最好的球员,而精神领袖往往是那些为队里服务最多以及为团队和谐贡献最多的成员[15]。除了分析领导行为以外,功能主义还大量地运用到体育团队内以及团队间的竞争、冲突以及协作的研究中。 关于社会冲突的功能性研究最经典的代表要算路易斯·克塞尔(Lewis
Coser)1956年所著《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了。克塞尔分析了社会冲突的16大功能,其中4项是和体育冲突研究有一定联系的:①团队的捆绑功能;②释放敌意的安全阀功能;③找寻对手的替代者功能;④寻求同盟的功能。最详尽地用此观点来研究体育冲突和紧张关系的学者包括罗伯茨·伊利埃斯(Norbert Elias)和埃瑞克·当宁(Eric Dunning)。伊利埃斯和当宁早在1966年开始就以橄榄球比赛为案例研究了在比赛中两队相互之间对立、紧张、对抗处境以及在各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从结构功能上分析了队与队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以及参赛者与观众之间如何在结构以及过程中平衡在比赛中发生的紧张状态以达到整体比赛的完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