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李刚”一语道破了“贵族的秘密”
河北大学学生李一帆撞死女大学生喊出的发飙之言“我爸是李刚”，窃以为一语道破了“贵族的秘密”。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里，上下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主奴格局”，主子们和奴才甚或奴隶们所恪守的价值观念就分别是“霸道”和“玄德”两套相互配合的价值操守。最近看电视剧《毛岸英》，使我对这种体认更加深信不疑。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一身呢子军大衣，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周六舞会的舞池里翩翩起舞，很抢风头，甚至把美国记者也比了下去，用时下的话来说，那是真正的酷毙啦帅呆啦。毛主席发现满身“三洋”式派头（即洋风、洋气、洋派）儿子的上述做派后，就决定让他再上一个大学，即劳动大学。毛岸英不负主席厚望，在农民家里锻炼了半年后凯旋归来。毛主席给儿子说，中国农民身上是存在许多优点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而不有”、但求耕耘，不问索取的价值观。细细考量便会发现，这种为而不有的价值观就是佛老之徒恪守的价值观，毛主席的说法，和他的老乡，也就是大哲学家王夫之的判断如出一辙。王夫之认为，在传统主奴格局的社会里，正是在上者的有而不为，才造成平民老百姓为而不有人生价值状况的制度基础。所以，王夫之很感叹的说，如果在上者都是申不害和韩非子之流，那么，在下者别无选择的就只有皈依于任人宰割的吃斋念佛的释迦穆尼和老子的门下。显然，毛主席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要在他手里，把千百年来形成的霸玄价值体系打一个稀巴烂，把公平正义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王正价值观念植入每一个人的心田。
然而，我们从“我爸是李刚”的叫嚣中，可以发现，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打破历史怪圈的悲壮突围，起码在局部地区和一些部门悲壮的失败了！从李一帆的叫嚣中。我们看到了霸道价值观的一大做强。由此，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李刚在教育儿子固守这一价值观念中做了多少不义之事。因为社会学和教育学都认为，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中间既需要社会化执行机构的外在性的不断强化，也需要受教育者自身内在方面的不断地自我内化。人们有理由追问：“子不教，父之过”，而今天在人命关天的节骨眼上，李一帆的所作所为，究竟需要其父李刚多少次的“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和“以身作则”？人们还有理由追问，究竟有多少坑害平民百姓的事，李刚们是用他们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和金钱“摆平”的？又据云，李刚之子李一帆本人上的是一个二流学院的大专，现在在一个电视台实习并打算在此工作。而与此同时，又有多少出身贫寒的优秀大学毕业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找不到工作？这种仰仗“肉体的来源”和夸耀自己出身并因此而获得成功的案例，就是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纹章学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即“动物的世界观”的胜利，而决然不是燕赵大地的儿子、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所追求的“庶民的胜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肆无忌惮的夸耀自己出身和老爸的做法，就是“贵族的秘密”。
现在，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是比太阳还有光辉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以李一帆的案件为切入口，真正开展一次愚公移山式的回归公平正义的历史运动。首先，把封建的世袭制和等级制扫地出门，让每一个人在人生价值的拓展中都回归到常识：即出来混是要还的；无功受禄、坐享其成和劳而无获、任人宰割都是违背公平正义的，一个人只有把责权利、贡献和索取、施与和回报统一起来行事才是王道。这个王道价值观，就是王道和正德的结合，而现代民主法治制度体现的王正价值观念所颠覆的，就是前述的霸玄价值观念！这样的回归正义的历史性运动，窃以为至少还需要一百年时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
新闻工作者要强化社会问题意识
新闻是生活的观照和社会的折射，是信息的传递和知识的启蒙，更是舆情的反映和受众的再造。深入社会生活、触及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以便给民众展示美好生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新闻作品和广大的新闻受众，三者组成了一个螺旋向上、循环往复、开放多变的系统与圆圈。当代新闻工作者，因其置
身于开放、改革占据主导潮流的时代氛围下，加之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在新媒体等现代化传播 \平台\层出不穷的新情势和价值多元化的新境地下，更承担着把握主流、反映政治、引导舆情、传递民声、干预生活、启蒙知识、娱乐受众、消弭\异化\、再造\社会和谐\和和谐受众的历史使命。纵观近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体现新闻的上述功能时走出了一条保证新闻事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新路子，并因此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互动平台\和\传播品牌\。比如\焦点访谈\、\对话\、\百家讲坛\、\今日说法\、\走近科学\、\欢乐大本营\，乃至平面性的\南方周末\、\读书\、\生活周刊\以及网络新媒体中的\乌有之乡\和\学术中国\等等，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与广大受众平等互动，实现\双赢\的优秀传播品牌。由于新媒体等传播手段的介入，大量知识分子的加盟，以及新闻人自身素质的提升，致使新闻事业的人文气息日益浓郁，新闻人对自身的道义相当意识更加自觉，以至于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然而，由于市场机制放大局部利益冲动、新闻监管力度不够、新闻人自身疏于自我提升等多重原因，一些新闻工作者的社会问题意识却变得日益淡薄。表现为对转型期社会生活嬗变过程中的结构性、变迁性等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的多有疏离；也表现为对微观性层面的越轨性、道德性乃至心理变态性社会问题的反映麻木。以至于又有人士认为，新闻工作者\已经不能算作是知识分子\了。审视目下\新闻界\的状况可知，上述说法虽不无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一种\真实\。如过于强调新闻的时尚性，缺乏对匡正社会风气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欠少激浊扬清的热忱，跟着世俗社会的大众趣味随波逐流；过于放大新闻的娱乐性，缺乏对低层民众生活流变困境的关注与忧患，甚至把\躲避崇高\、疏离历史和漠视政治当成了新闻的\常态\，借宣示后现代主义之名，行道德犬儒主义之实，从而造成一定数量的\狗仔式\新闻工作者混迹于新闻队伍。这些人追逐明显兴趣盎然，借\事\造势神通广大，炒作本领花样翻新；相反，对社会问题则漠然置之，对民众\痛痒\则视而不见，对社会道义则缺乏体认，甚至因此而变为莫泊桑笔下《漂亮朋友》一书中所描述的杜洛阿式的人物。有鉴于此，在当前语境下提出新闻工作者强化社会问题意识的话题，就不是一个\被人说乏了的话题\。
关于社会问题最为简洁的定义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Mills·C·W）的论述。他认为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社会的公共问题常常包含着制度上、结构上的危机，也常常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和‘斗争'\。从主体维度考量，结合社会问题萌芽、展开和被\标定\的历时性的进程，[1]社会问题从时间性上必然涉及如下先后相随的一些主体或环节：一是局部利益受损集团的不满和焦虑；二是社会敏感集团对问题的\发现\以及为解决问题而奔走呼号；三是社会舆论集团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体）对问题的宣传以及公众（受众）在社会态度上的认同与共识；四是社会权力集团对问题的\承认\和解决问题
时对各种资源的动员。我们认为，从\生活与实践第一\的观点出发，新闻工作者强化社会问题意识首先就应从扮演以下四种角色切入。
首先，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利益受损集团的感同身受者。
社会的全方位转型必然带来结构性、变迁性等等类型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利益受损集团往往是\转型\与\发展\中的\代价\的承担者和社会分层进程中产生的弱势群体。对弱势人群的困境心怀殷忧并抱有同情，应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勿庸讳言，这些年有些新闻工作者\坐板凳\时的\屁股朝向\的确有令人病垢之处。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强势人群在态度上摧眉折腰，在宣传上也紧盯不舍，在称谓上则极尽肉麻之能事，什么\老总\、\大腕\、\巨星\、\款爷\的不一而足；另一方面，却对那些背井离乡在生活的底层\打拼\的人则不无调侃和歧视性的\描画\，什么\盲流\（进城务工农民）、\打工仔\（第一线劳工）、\肉贩子\（个体肉商），擦鞋佬（以摆摊擦鞋为生的）等等。更有甚者，个别农民工因讨薪无果被逼无奈打算跳楼以死抗争，也成了某些新闻工作者追求卖点的\噱头\，并被渲染为什么\上演跳楼秀\，以此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呼唤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良知就显得颇为重要。而且，我们认为光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因为新闻工作者不是街道里弄里的\事儿妈\，只要对弱者的遭遇抛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可以转身再寻觅另一家的\家长里短\，而将前者的不幸抛置脑后。在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体现专业水准。因此，就必须把\同情心\上升为\同理心\。同理心又称之为\同感\
（empathy），它是\社会工作\的关键词之一，然则我们认为，就关注弱势群体而言，新闻工作者无疑也是社会工作者。\同感不仅仅是对案主的感受，它还要社会工作者在体会案主感受时，敏锐地正确了解这些感受所代表的意义\（P133）。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在面对利益受损集团的困难时，一定要有米尔斯所说的\社会想像力\。这样，他才能因小见大、见微知著，敏于洞察问题主体身处困境的社会原因，从而就能在\描述\问题时对\问题\之所以然\的\原因\做出\诠释\，而\诠释\是正确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最值得广大新闻工作者效尤的莫过于新近揭出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内幕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了。付振中首先就对被挟持到砖厂的童工抱有深刻的同情心。他说：\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他们每走一步就像踩在我的心上，有一种揪心的痛\。不啻是同情，他还想方设法用非常理智的办法营救了不少被奴役的童工。
其次，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是社会问题敏感集团的中坚力量。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有一个观点，即当改革占据主导潮流的时候，一般而论，新闻记者、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因其自身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特点，往往会对社会问题心存敏感，他们也因此而承担了\描述\（问题）→ \诠释\（问题）→预测（走势）→解决（问
题）的历史使命。平心而论，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和日益多变、多元，加上一般民众因个人利益导向所造成的短视和社会知识的匮乏以及\信息不足\等多重原因，他们往往会遁入感性的泥淖不可自拔，由于对自己的不利处境难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宏观的把握，生活的无常感与荒诞感会陡然增加；同时也会丧失克服自身不利局面的勇气，并相应产生对社会不抱希望的悲观意绪和孤独无助的心理感受。在这里，新闻工作者因自身承载了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活跃的流动性也鲜有其它阶层能够匹敌，加上开阔恢弘的宏观视域和综合杂多的专业背景以及得心应手的业务技能，因而，他们考虑问题就比较容易超脱一已私利，从而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发现自身的问题，并利用自身优越的传播条件把这些个人性问题转化为公众性问题。所以，新闻工作者在发现社会问题和加速社会问题得到合理、公正解决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仍以上述案例为例，不难看出，如果不是付振中（也包括郑州市好公民辛艳华）等人的努力，如果不是他（她）们借助于网络媒体的\利器\在河南大河网上发布\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跟贴并迅速引来众多网民和媒体的跟踪关注，400个家庭的问题就依然是\小众\范围的问题，而不可能在瞬间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同成为公众问题，黑砖窑问题\盖子\揭开的时间还无疑会滞后。
再次，新闻工作者还理所当然地是掌握媒体工具，引导社会舆论，打造解决社会问题的民意基础的\共识\催化者。
当代被人们称之为信息时代。一般受众截获信息的主渠道就是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等新媒体在内的媒体系统，已经成为制造、传播社会舆论、再造受众，并影响制约受众判断力的主要工具。抽象地讲，人们对某一社会事件做出判断、考量应该是每个人独立自主完成的。因为舆论本质上讲就是一般大众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然而，由于一般大众社会生活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社会事件都直接一一亲历。\众\前面冠之以\受\，明确无误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大众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带有明显的非自主的\受动性\的特征。这就为广大媒体从员--新闻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引导舆论健康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一部当代新闻传播史告诉我们，一般民众对什么社会事件重视以及对该事件做出什么评价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认知和态度。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评价对大众来说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使他们转移注意力到媒体关注的对象上，并\仿同\媒体的立场对一定的社会事件做出类似的判断；另一方面，散在性的受众把被媒体\调动\起来的看法、观点和立场拿来又通过日常的社群间的\互动\，使之协同放大，从而就形成了对社会管理者而言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又无疑会促使社会管理者及早对解决问题拿出合情、合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和意见。仍以上述案例为例，正是由于付振中们看到了网民这一新型受众喜欢上网的心理偏好，故他（她）们才接二连三地在网上发布贴子；一时间，发生在洪洞县黑心砖窑老板虐待童工事件成了神州大地\街谈巷议\的话题。大量博客铺天盖地的跟贴和几百万的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