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大鹏[29]较早地系统研究了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朱氏研究伤寒，除狭义伤寒之外，实包括了多种温热病；王兴臣[30]研究认为郭雍之学术源于《内经》、《难经》及庞安时、朱肱，采撷诸家之论，创立新说，突出类证鉴别以补仲景缺略，充实发展了外感热病的理论体系。
易法银[31]系统考察了金元四大家对温热病学说的贡献；曹洪欣等[32]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医温病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了金元时期温病学病名、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基本情况。田思胜[33]较早研究了刘完素伤寒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认为“疫病的流行是完素变革伤寒的根本原因”；李凤莲[34]认为张从正的攻邪学说为明、清温热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华安[35]参考历史资料和李东垣自述，认为李东垣所论的并非内伤、外感，而统统是外感，大概包括感冒、流感、传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等，皆属疫病范围。 2.4明代
明代，伴随着温病学说之形成，《伤寒论》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等为之一变，由广义伤寒病之研究，转而为针对《伤寒论》原文之研究，使得后世《伤寒论》研究深化、兴盛。明及明以前的《伤寒论》研究，是温病学说形成之基础；寒温分化，标志着外感热病认识上的飞跃。这一时期的王履、汪机、李时珍、万全、武之望、缪希雍和张介宾等医家受到了较多关注，而以吴有性为极。研究者认为元末明初的王履在温病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如柴中元
[36]
、丁光迪[37]等。对吴有性的研究主要从其对温病学建构的贡献、戾气学说、
膜原学说、温疫诊断、辨证、治疗（汗下二法为主）、方剂、药物、调摄和学术影响方方面着力，如李洪涛[38]对吴有性的温病传染观进行探析，程宜福[39]、彭锦[40]等对戾气学说的解读，张再良等[41]从温疫与伤寒、杂气与六淫、攻下与承气等方面对吴有性学术观点和历史贡献的探讨，雍履平[42]等对吴有性下法治疫的剖析，朱立鸣[43]则发现吴有性认可补正为疫病治疗的必要手段，姚伟[44]对《温疫论》方剂药物进行了统计分析，张之文[45]分析了《温疫论》对温疫学说、卫气营血学说、湿热学说、伏邪学说等的影响。上述研究论文，全面勾画了吴有性的学术源流与学术思想。 2.5清代至民国
清代至民国时期，喻昌、戴天章、叶桂、薛雪、杨璿、刘奎、余霖、吴瑭、
王清任、王士雄、吴尚先、雷丰、柳宝诒和张锡纯等医家的治疫学术思想较受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如刘雪堂[46]对喻昌伏邪论等的探讨，李霞[47]对刘松峰治疫思想及避瘟除疫方药的分析。但其中最受重视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毫无疑问是叶桂和吴瑭这两位医家。朱相如[48]、王道瑞[49]等追溯了叶天士学术思想之渊源、阐释了其卫气营血辨证和诊治温热病的特点，陆文彬等[50]较早探析了叶天士温病“存津液”之经验，彭学敏[51]等对叶天士诊治疫病尤其是舌诊相关创见进行了总结。俞景茂[52]、张发荣[53]、许家松[54]等对吴鞠通的学术渊源（《内经》、《伤寒论》、叶天士）、学术思想（寒温之辨、三焦辨证）、治则治法（清热保津、救治昏厥）、承创方药（银翘散、加减正气散等）等进行了全方位论述，傅景华
[55]
、王剑发[56]等系统考察了吴鞠通三焦辨证体系的特点、三焦分治之法及其与
卫气营血辨证的关系，江杨清[57]、李宇俊[58]等专门对吴鞠通养阴护津法进行了探讨，刁人政[59]指出吴鞠通攻邪用辛凉苦寒等法、扶正用甘寒咸寒等法，邱德文[60]等对《温病条辨》中的方剂结合三焦辨证和治法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从各个角度勾画了中医疫病诊治的历史长卷，颇具创见，为我们开展此次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文献、理论支持。
3、中医诊治疫病的基础理论历史演化研究
陈䌷艺[61]认为中国医学对于疾病之诊断与治疗方法可分为二大体系:一为“万病一法”;一为“一病一法”。“一病一法”为探讨疾病之个别原因、局部关系，以之制定之治疗方法。“万病一法”为探讨疾病之共通原因，整体关系，以之制定之治疗方法。如刘河间之基本理论实为“万病一郁”论，子和依“万病一毒”论，东垣持“万病一气”论，丹溪抱“总持万病”论。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万病一法乃探求诸病的根本因机、关系，从一个立足点出发，构建整个辨治理论体系；而一病一法为针对疾病具体临床表现的治疗经验的积累，依从万病一法之原则，指导具体的遣方用药。笔者拟于研究中兼顾“万病”因机辨证与“一病”具体辨病，系统梳理疫病辨证体系之演化和具体疾病诊治之发展。 3.1疫病辨证理论历史演化
刘兰林等[62]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做了总体系统的研究，认为
六经辨证形成于前，详寒略温；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继承于后，详温略寒，均是以外感热病为认识对象的辨证理论，为中医学界所公认的外感热病的三种辨证方法。
3.2疫病诊治理论历史演化
在疫病病因方面，方药中等[63]指出历代医家的认识基本上从正邪两方面来着眼，内因是正虚，而外因是邪盛，这个邪古人主要归于“六淫”或者说“六气”，后来则经历了从伏邪到新感、从六淫到疫毒和戾气的变化；顾植山[64]则详细论述了“三虚”致疫和“六气”病因学说的历史发展，认为戾气学说从整体观念角度看是一种倒退。而对于疫病病机学的认识，方药中[65]认为一般从邪气性质与传入途径的关系、邪气性质与临床表现及疾病定位的关系、邪入深浅与正气强弱之间的关系，李际强等[66]则从六经病机、温热病病机、湿热病病机和温疫病机进行了分论。此外，“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等经典原文也得到了较多关注。
疫病诊断除通常的手段之外，以舌诊受到最多专门研究，如李福海[67]认为通过舌诊可辨别温病性质、判断卫气营血的病变部位、津液之存亡以及温病的传变、转归及预后。
治法方面，甘温除热、保津养阴等治则和汗、清、下法受到了较多关注，刘涛[68]认为在温病治疗中首先应理清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张莉云等[69]认为无论解表、清气、清营凉血、通下还是滋阴诸法，首要都是“给邪以出路”。
3.2.4伤寒温病之辨
伤寒温病之辨是历代研究的热点。张登本等[70]指出历史上伤寒与温病关系的演变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内》、《难》时期的寒温一统、统于伤寒，仲景直至孙思邈的寒温分论、时有交叉；而从《外台》开始，伤寒温病各行其道。
戈敬恒[71]对《伤寒论》和温病学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寒温之争的根源是受到历史局限和自然科学条件的限制，《伤寒论》并非只为伤寒而设，其方剂能统治外感热病，六经辨证可用于一切外感热病但并非尽善尽美，而温病学的发展是对《伤寒论》的诊断、辨证和方药的补充，寒温统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3.3疫病预防理论历史演化
中国人民在防治疫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吴大真等[72]认为隔离检疫制
度是控制传染源的重要举措、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保障、药物预防是关键。马有度
[73]
则将中医防疫经验归纳为搞卫生、灭虫害，早隔离、避毒气，慎饮食、喝开
水，顺四时、适寒温，勤锻炼、常强身，预用药、防邪伤。高明明[74]搜集了中国古代消毒与防疫史料，归类为熏蒸法、涂抹法、佩挂法、服药法、隔离法、人痘接种法。
4、结语
本课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伤寒论》、《温疫论》、清四家（如吴鞠通一人相关论文306篇），重点突出，但对整个疫病证治发展的全貌关注不够，源流梳理不足。在基础理论部分，热衷于对“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等经典原文或汗、下、清、滋等治法临床应用的探讨，对诊治理论历史演化情况缺少系统整理。
外感病，尤其是其中的各种急性传染病，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所造成的危害之大，是任何其他疾病不能比拟的。考察一个民族的医学发展源流，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民族与外感病或急性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不止如此，笔者认为这种斗争也成为中医学术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危重病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为疫病。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宋之前艰辛的学科构建到宋金元之后轰轰烈烈的学术创新，疫病的诊治在历史上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多数时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寒温之辨不止是疫病诊治史上的主流，也是整个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主流。
中医的发展壮大正是因着一代代医者充分汲取前人智慧，尊古而不泥古，继承发扬的结果。而我们今天研究疫病史，也正抱着同样的目的！今天因为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的变化，中医已经失去了危重病的诊治机会。中医要破除人们对其不能治疗危急重症的错误认识，重新获取危重病尤其是急性病、疫病的诊治权力。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中医疫病证治源流主体研究应分历史时代完成防疫、治疫思想源流研究，以中医疫病学术发展为主体，分别以代表医家、医著和疫病基础理论历史演化为主要考察对象，兼顾社会、文化、风俗及其他（如宗教、符咒等）。此外，还应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把握中医疫病证治的全貌，包含主要单病病种的证治源流（这是总论与分论、概要与细节的关系），也必然要涉及中医疫病证治中的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方法、治则治法、传变转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