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其名誉侵权。
2011年4月3日下午3点3分，张显发布微博：“若无实力，能案发后一个半月后才见报，见报后才正式拘捕；5个月后才首次开庭；原定于3月3日开庭，延长到了3月23日，理由是检察院需对二次撞人事故进行调查，但在法庭却轻描淡写地描述，把一个连撞两个行人，交通肇事逃逸案说成是轻微的交通事故。”
4月15日，张显在微博上说：“是什么力量阻止对药家社会关系的调查，药家怎么比李刚家还这么牛。（2010年）10月16日李刚儿子交通肇事，18日‘我爸是李刚’唱响全国，而药家鑫10月20日交通肇事逃逸、杀人，再交通肇事逃逸被群众围堵抓获，直到11月28日才曝光，罪行如此恶大，竟然拖了这么长时间，在阳光下还演了这么多闹剧。黑手太强大了！”彼时张显的微博粉丝，已逾70000，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传播。
5月29日，药庆卫坐在张显家门口，敲门，苦等。彼时，二审判决结果已经尘埃落定，药家鑫被判死刑。门没开，药庆卫等来了警察。警察见到涕泪交加的药家夫妇，也劝张显与药聊聊。在药庆卫的质问中，张显逐渐沉默，最后他向药庆卫做了口头道歉。4个小时后，张显陪着药庆卫从办公室出来，一直送他们上了公交车。
29日晚，张显发布两条微博，“见到药家鑫父母后，我感觉与想象的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一位很普通的人，请大家骂我吧，确实我有误会人家的地方??我向药家鑫和他父母道歉。”“药家鑫的父亲和母亲的面孔是善良的，我和他们都很感到纳闷，药家鑫怎么犯了这么大的罪。”但仅仅过了数个小时，张显便删除了这些微博。药庆卫打电话过去问，张显称自己是公众人物，代表一部分人的立场，不能轻易改变。
5月30日晚，张显发了一条新的微博：“??对药家鑫罪行的态度一如既往，认为应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态度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对药家鑫父母不择手段的做法，表示不接受，以正视听。”
张显后来多次强调，他对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药家有四套房、药庆卫的岳父是高官等事的提及，都只是传播网络上既有的观点，他唯一承认属于自己原创的是他对药庆卫“军械蛀虫”的说法。
8月4日，药庆卫选择了以“侵犯名誉权”起诉张显，要求张显连续30天在知名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9月，张显声称“不要带血的钱”，拒绝药家的民事赔偿。
曾经作为围观者，甚至抱着期待的心态等待药家鑫死刑判决的人们发现，这个结果带来的更多的是失落和反思。药家鑫被认为是为言论所杀。张显也被认为尽管在药案前期有正义初衷，但被情绪所绑架，逐步演变成一种失控的正义。
张显一开始用过激的语言凭借对案情真相的猜测吸引了大众眼球，在“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效应和从众心理下，张显言论的可行度随之提高，张显作为民众一份子的个人意见在从众流瀑下，最终上升为民意：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张显的意见完全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臆测上，得出的结论轻率而不理性，为什么会上升为民意呢？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述的从众心理下，张显的这种讽刺质疑当局的过激言论，加上看似合理的论证本身就很容易引发关注，而微博作为消息传播载体，简短精悍，难以把关，并且使用便捷，于是造谣者，传谣者，信谣者三方合力形成巨大的传播动力，也就是说，张显在此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传谣者的
身份；另一方面，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和保守两个极端，从而背离最佳决策。这被称之为“群体极化效应”。也就是说，在传播过程中，张显这种原本过激的言论被进一步深化和深信，最终变成一种“一边倒”的舆论。
当这种一边倒的民意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进一步发展，这使得张显最终也被自己一手建立一起来的民意挟持，这就使得他在后期虽然对之前微博发表的事件有所反思，但是害怕成为“民众的叛徒”，只好维持其原有看法。
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张显玩火自焚，其实这其中跟张显一样原来只是出于情绪宣泄而被人有意无意利用最后甚至上升为民意，最后又被民意绑架只能采取极端言行的普通民众不在少数。
所谓的民意，舆论，在微博的环境下，极有可能变成谣言滋生和扩大的土壤，最后民众被“民意”绑架，要么是不理性的民意最后会造成民众理性意见表达的障碍，要么干脆使得更多民众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使得“民意”偏移民众，完全失去其本来意义。“情绪民主”绝非真的民主。
3.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虎头蛇尾，微博推动民主，力有不及
2011年7月23日晚北京南开往福州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永嘉至温州南间，与前行的杭州开往福州南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成40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7月23日20时27分，一条来自新浪网友“Smm_苗”的微博引起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的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11分钟后，“Smm_苗”所描述的这列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动车在温州市双屿路段，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动车发生追尾。
几乎在事故发生的同时，新浪网友“袁小芫”发出了第一条微博：“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这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数万网民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信息。
此后不久，第一条求救信息由网友“羊圈圈羊”在出事车厢内发出：“求救！动车D301现在脱轨在距离温州南站不远处！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
随后，微博立即成立了网络“人民大会堂”时时关注温州动车事故。网友们纷纷通过微博表示对事件的关心，对死者的哀悼，以及对事故处理的监督。在救援阶段，通过微博，各种信息飞快传播，人们寻亲访友，献血倡议。这对救援工作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然而对于事故的善后处理，舆论对政府的作法持怀疑态度。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称：“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此言一出，微博上压倒性地一片攻讦。搜救工作基
本结束后，微博与主流媒体就事故的三大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何掩埋事故列车车头？为何停止搜救救援？事故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源于雷击还是信号灯故障？
面对微博的讨论与监督，上海铁路局负责人给出的回应是“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
这个答复显然不能令公众满意。微博上有人提出质疑，要求成立调查组，给民众合理解释。
图片来源：2011年《网络舆情第三季报告》
由于此事所需时间太长，微博“喜新厌旧”，更多新的刺激的消息不断传出，通过上表分析得知：网友对“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的关注逐步降温。事件的后续追踪与问责，微博显得后劲不足。前期来势汹汹，后期舆论淹没在众多新的信息浪潮中。在中国现今的环境下，监督式民主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民主的发展，不能仅靠网络监督。因为网络监督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微博是民主进程的助推器，但是只有政府的作为和制度的建设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
（五）总结
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基于网络发展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微博便是新媒体中使用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的传播形式。微博之于中国的民主自有其裨益之处。
第一：微博极具公共空间的潜质。
公共空间就是集体空间。它既不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也不属于政府领域。公民在公共空间出于为多数人的利益来讨论公共事物，然后得出舆论或者意见。这就是最原始民主的产生。微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但它具有一定的潜质。广阔的平台和众多的网民参与，使民主商讨成为可能。
第二：新媒体推动监督式民主。
从2010年广西“天价烟”局长监督官员，2011年“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的质疑，
2012年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下马??微博推动监督式民主。以往传播渠道不通畅，现在只要放在网上，引起关注，网友便会穷根追底，小至个人如郭美美炫富，大至政府官员贪污受贿。
第三：新媒体促进公众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
现在不仅是个人，明星，各界精英玩微博，连官员，政府机构都开起了微博。新媒体促进民意与政策的互动。它使公民有一个流通的渠道来表达意见。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是一个民意勃发的时代。
第四：新媒体使得政府事务透明度提高。
在新媒体没有兴起时，政府事务是不太被公众知晓的。传统媒体所报道的信息不足以满足公众的知晓权。然而新媒体出现，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人们了解到的政务逐渐增多。如天价烟局长，雷政富，“7.23甬温线铁路事故”的处理，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对“表叔“杨达才财产的公示??因为新媒体的发展，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已经提高到以往不能想象的地步。
新媒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民主生活也有积极影响，但新媒体不是万能的，以微博为例，微博本身存在着易受意见领袖干扰；层出不穷的新信息易造成“喜新厌旧”；易出现不实虚假信息；因为存在于虚拟空间，容易触犯道德伦理，法律制度。
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力丹教授说：“微博基本是个好东西。”是的，即是微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正如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和罗德.英尼斯所说：一种新传播形式的产生，必然导致新文明的产生。微博是传媒业的新生军，它在中国有生存的土壤和强大的生命力。面对微博的缺陷，有网络法律法规的他律，我们需要做得是鼓励微博自律，发展网站辟谣机制。行政监管应该依照宪法，同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
五．关于新媒体技术与民主进程的展望
1.新媒体技术自身的优势对民主的促进作用。
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民主具有直接性、平等性、便捷性等特点，它带来的民主为公众参与表达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使得以往在传统媒介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从而分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同时新媒体带来的民主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传统的政治参与仅限于投票、官民个别接触或信访等几种简单的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而新媒体技术则大大改善了政治参与的这种状况，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另外，依赖新媒体技术，网民交流传递信息途径更加广泛，网络舆论声浪强大，对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反应力迅速强烈等等其他的优势也是可以预见的。新媒体时代，民主运作呈现虚拟化与交互化的显著特点。一方面，民主运作呈现虚拟化的特点。传统民主的运作，总有一定的物理空间或者真正的公共空间，例如广场、集会、报告厅、投票站等。新媒体时代，民主的实现往往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公众投票只需点击鼠标、按一下按钮或者触摸一下电子屏幕。公众讨论可以不用会议室、不需要面对面，甚至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在这种虚拟的环境中，匿名的和扁平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