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才子在北方京城周旋于权贵之间，迎送往来，刘长卿、韦应物或由于仕宦、或由于贬谪，在江南一带风景间排遣仕途失意，壮志难酬的哀怨，他们创作的山水行旅诗，使盛唐王、孟山水田园诗的清音再次回响在中唐江南的青山绿水间。由于时代精神的变迁，刘长卿诗作中即使关切国运，忧虑民生的诗篇，也常常是哀叹嗟伤之情多，济危拯溺之志少，缺乏杜诗那种慷慨激昂的气骨精神。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写幽州兵乱后屋舍皆空，人民俱尽的残破景象，悲景悲调。刘长卿尤其擅长写山川风景，且情不虚景，情景皆可，景总含情，其山水旅行诗“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刘长卿诗体物情深，工于铸意；清夷闲旷，饶有怨思。
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作具有较为广阔的现实内容。如《温泉行》、《白沙亭逢吴叟歌》，怀恋盛世，讽刺荒纵。《经函谷关》歌颂英烈，追源祸端。韦应物后期创作的大量山水田园诗，最能体现他的诗歌艺术风格和成就。如《寄全椒山中道士》写清秋寂寞，风雨怀人，于简淡中见深挚之情。与大历诗人相同，他在诗中字句的锤炼上也倾注了心力。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可谓字字如画，句句如歌。
安史之乱后，下层人民遭受着战乱与苛政的双重折磨，生存艰难，这使得那些关注现实的诗人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们效法杜甫，自觉地用诗歌讽喻时政，反映民生疾苦，表达自己强烈的同情心。元结、顾况的拟古诗，以内容真实深切，形式古雅质直为特点，将儒家诗教精神与写实传统相结合，为随后而起的元、白新乐府诗歌创作开拓了一
条新路。元结的诗歌创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诗歌多采五言古诗形式，反映现实，干预时政。元结后期创作走出了前期单纯拟古，缺乏个性的模式，戛然独造，形成了独抒真情，急切危苦的个性风格。顾况的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推重风雅，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他喜作古体诗，尤擅歌行，其代表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从形式到内容均模拟《诗经》。其古体乐府诗也极有特色，《行路难》三首、《悲歌》六首，感慨世路艰险，抒发胸中不平。或长短错落，或一气流落，感情沉郁愤懑。
继元结、顾况等拟古诗人之后，贞元、元和之际，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手法，以光大儒家传统诗教说为己任，直面痛苦人生，揭露社会弊端，共同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形成了一个以尚俗、崇实、务尽为特色的诗派。
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的独特贡献在于，在全面总结自《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把正统儒家诗歌理论与当时社会改革思潮想结合，再次将功利主义的传统诗教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起独具中唐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在新乐府诗歌创作中努力加以实践。白居易诗论的要点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1）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他鲜明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讽喻美刺的创作内容。（3）崇实尚俗的创作追求，诗歌应“系于意，不系于文”（4）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情义为内容，言声为形式。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内容为如下四方面：（一）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深切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如《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述老翁内心之苦。（二）抨击豪门贵族的骄奢淫逸，批判中唐社会的各种弊政。(三)抒发渴望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思想，谴责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在《西凉伎》中，他借老兵之口发出浩叹：“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四）关注妇女命运，同情她们的不行遭遇。如“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元稹的乐府诗反映现实面相当广泛。有哀叹民生疾苦的，如《阴山道》、《织妇词》等。元稹乐府诗中还有批判荒淫，抨击奸佞的，如《上阳白发人》、《胡旋女》等。其悼亡诗字字真挚，声与泪俱，是古今悼亡诗的杰作。其中《遣悲怀》为悼念亡妻韦丛之作，寄托着对亡妻的沉重悼念和无尽思念。
贞元、元和诗坛，众派争流，人才辈出，与元白诗派的浅近通俗相对，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则以奇崛险怪另开新局。同时，李贺的奇诡，刘禹锡的豪劲，柳宗元的清峻，也都自成一家，共同组成了此时文坛的灿烂景观。
韩愈对中唐诗歌的贡献在于，以充溢的才气，雄健的笔力，突破传统美学的藩篱，力矫大历清丽纤弱之风，在李白的雄奇豪放和杜甫的沉郁奇险的基础上，融入个人性情，出之以奇僻拙拗之语，开出千古未有之面目。韩愈之诗反传统。求新奇，独自树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怪奇险恶的艺术境界，着力追求一种以丑为美的艺术
效果。在他的笔下，美丽的女子变成了“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的木怪狐精；酣睡的男子成了“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的地狱变相。二是以文写诗的写作手法，韩愈的诗歌有散文化的倾向。首先，是诗中多记叙铺陈。如《陆浑山火》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式，形容铺排山火蔓延、群兽逃窜情形，完全是赋体手法。其次，诗中好发议论。第三，是将散文句法引入诗中，有意打破诗的传统节奏和圆润和谐之美，遣词用字力求生僻。当然，韩愈的刻意求奇求奇，有时矫枉过正，部分诗歌散化过分，怪诞有余，不堪卒读。
在元和诗坛上，年轻的李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非凡的智慧、天才的想象，笔补造化，独树一帜。其诗歌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丰富奇特的想象。如《管街鼓》思绪忽上忽下，忽古忽今，飘忽不定，完全摆脱了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也摆脱了时空的束缚。（2）诡丽幽冷的意境。在他的诗中，“死、很、愁、泣、寒、涩”等写恨传恨，表现凄苦迷惘心境的词处处可见。（3）是精妙绝伦的比喻。他笔下太阳是“炎炎红镜东方开”；月亮是“江上团团贴寒玉”。（4）是奇峭冷艳的语言。如李贺诗中喜用“刮、割、断、焚、斩、截”等动词表示大幅度的动作。
中唐诗坛上，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以各具个性风格的诗篇而闻名，“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如《重游玄都关》，借玄都关内景色的今昔巨变，嘲弄政敌昙花一现，表现了对迫害者的蔑视。他的咏史怀古诗以其众多的杰作给予晚唐五代诗坛以深远影响。这类诗作。大多借古喻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