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需求更加迫切。“城中村”，这一名词对于我国正处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不少城市来说并不陌生。在一些城市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昔日的城乡结合部逐渐成为城市内部地域，城乡结合部中的农村也被包围在城市地域之中，导致部分城市的城中村大量出现。但由于各地政府在处理城郊农村时所采取的政策不同，特别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人口、土地的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村内的土地、人口、规划、管理都没有纳入城市体系；再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土地的升值导致城中村以收取租金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城中村存在治安、卫生、消防等大量的隐患，从而出现了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
“城中村”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城市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已到了必须综合治理的境地。在城中村的改造上，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博弈。对于城中村的研究需要综合城中村表现的多个方面，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本文力求系统总结相关研究成果，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根据广州市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城市发展的要求、规划和广州市城中村的分布特征，探讨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存在的问题、改造的困境和难点，最后针对这些问题、难点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希望能为正在进行的广州城中村改造，或将要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有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城中村问题是中国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快速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中国特有的新问题。国外并没有该方面的直接研究。但通过对于国外大量城市发展文献的研究，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与“城中村”相关的研究论述，尤其是一些工业化与城市化理论、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理论、城市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理论等等，这些一直都是西方学者们研究重点领域。这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城中村问题的治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国外城市发展进程中与“城中村”相关的部分研究论述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边缘地带研究
第1页，共20页
现在公认的最早涉及城乡边缘带概念的学者是德国地理学家路易斯(L.Louis)，他在1936年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结构时发现，某些原属城市边界的地区，后被建成区所侵吞，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他称之为城市边缘带[1]。到了20世纪50年代奎恩(Queen)和托马斯(Thomas)将大城市的地域结构分解为内城(inner city)、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城市腹地（urban hinterland）三个部分，明确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开创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先河。
20世纪40至60年代涉及到城市地域结构的自然界限划分及特征的探讨，但理论和应用研究70年代才开始，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①地域结构特征研究；②郊区特征研究；③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研究；④城郊农工综合体的研究；⑤地域差异研究；⑥城市化阶段和地域空间配置研究[2]。
（2）城市蔓延现象研究
城市蔓延现象最早出现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很多学者认为城市蔓延是指城市化区域向未城市化区域的不相称的扩张，其特征是城市边缘大片较高容积率、建筑密度住宅的开发使城乡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蔓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蔓延过程则要显得更加剧烈。新加坡学者研究了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城市蔓延后，发现其特征是沿着发展走廊的典型郊区化蔓延，它已经超出了城市总体规划的范畴，其结果导致了城郊乡村面临毁坏，而代之以更有利、更高强度的土地利用方式[3]。
（3）都市村庄
在国内对城中村研究中，曾把城中村称作“都市村庄”。然而在国外的研究中，“都市村庄”与城中村在实质内容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早期研究中，有学者将大城市周围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边缘称为都市村庄，里面住着大财阀、公司秘书、有一定资金的退休工人、传统农民等几类人。美国学者Johnston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辞典》中将都市村庄定义为“一种居住社区，居民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文化或种族特征，常位于内城或转型
[4]地带，是移民进入城市的聚集点”。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苏利文（Sullivan）在《城
市经济学》一书中，给都市村庄的定义是“现代城市郊区的次中心”，是一种“在生活、工作、游乐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关系的这样一种地方” [5]。
国外学术界没有对城中村进行专门研究，但由于城中村产生的本质是城乡冲突、城乡融合，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国外在城市边缘地带、城市蔓延和都市村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可以给我国城中村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第2页，共20页
1.2.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术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城中村改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形成百业待兴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国农村处于独立于城市之外的阶段，学者也将城市附近的村落作为独立的地域系统做单独研究，很少涉及这些村落与城市的关系。1986年农村聚落地理学家金其铭对苏浙一带农村聚落的研究，发现了“近城聚落”的独特形态及其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并预测这些村庄将会“在亦城亦郊(村)的地方住着亦工亦农的人” [6]。
进入90年代后，有关城中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内容：
周大鸣（1993）在《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7]中，通过对广州市三个城中村的研究发现:①由于行政管理不统一，居民住房面积太大，社区改变太快而带来文化适应问题，导致这类社区是城市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②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分离，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异，导致无规划、高建筑密度的村落难以融入城市之中，使得这类社区城市化进程非常慢。
田莉（1998）在《“都市里的村庄”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和协调发展》[8]以及房庆方（1999）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政策问题》[9]中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规划、出台规范的城中村法律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对策，同时指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制定相应的政策，对集体土地的出租、建设、出让规范化。
吴晓（2001）在《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与整和研究》[10]中，从流动人口的角度来研究城中村的问题和影响，提出在进行改造和整合时，既要限制建设规模，还要控制人口规模，完善流动人口安置和住房租赁市场，从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面多管齐下，由改造单位牵头，组成包括规划师、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专业人士在内的联合公司进行操作。
姜崇洲(2002)在《试论促进产权明晰的规划管制改革》[11]中，从控制层面分析了城中村管理混乱的原因是由于宅基地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些土地未能及时收归国家所有。他运用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提出了改造城中村的建议，即“产权清晰、区域规划、加强法治、经营城市”。
王先文(2002)在《城中村的亚文化性探讨》[12]、胡莹（2002）在《城中村的文化冲融——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13]以及周锐波（2004）在《城中村的文化透视》[14]中均对
第3页，共20页
城中村现象从文化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城中村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物质形态的转变，而是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等多元的转变，村民将会面对农业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政府应积极引导、引进市场机制、重视公众参与、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加强城乡结合部的规划建设等方法，走内涵式城市化道路。
闰晓培(2004)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15]中，分析了广州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认为城中村问题的核心在转制以后村集体股份制公司的管理以及村民的出路问题和适应外来流动人口需求的城市住房供给问题，提出了改造的新思路，即构建“政府－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以改造其物质环境，提供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以改造村委会及村民的多样化模式。
龚兆先(2004)在《利用城中村自然优势完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16]中对城中村提出生态改造的理念。对于城中村的改造，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采用生态的方式来改造，建立生态城市的总体战略。
回顾对城中村的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丰富的对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城市开发过于迁就行政隶属、土地所有制，以至延误改造的最佳时机，使得民房区位价值在城市中日益攀升，最终导致开发成本过高；民房位于景观控制带，由于容积率严格控制而使局限于此地的开发活动无利可图，导致该类地区终日处于建筑控制中而无法改造；局部开发收益与成本形成逆差，导致城市建设无法顺利进行等。“城中村”的改造必定是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重组的过程，必须创造一种使各方共赢的合约安排才能顺利进行。而这些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3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本论文首先从我国城中村的现状出发，深度剖析“城中村”现象形成并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介绍广州市城中村的历史和现状、形成与改造，从而总结归纳出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是论文的中心部分。最后，得出研究结论与研究不足，并提出完善城中村的对策建议，以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可行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本论文主要运用归纳法和案例法两种研究方法去认真阅读关于城中村改造的文献资料，从中得出城中村改造共同存在的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以广州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为其他城市进行城中村的改造提供借鉴。
第4页，共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