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探究
明清时期，在商业还不发达的山西，有一群睿智的商人凭着票号独步天下，开创了金融界的先河。这些人就是后来的晋商。晋商从最初的兴荣最终走向衰弱，其中的是非多多少少，下面让我们回到历史，一起来探究这段历史的神奇。 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大山丛林之中，四面都是屏障，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这样山西人很早就有了商品交换和物资流转的商业概念。 山西商人最为有名的业务就是经营票号。 山西商人经营得票号业务，实际上是现代银行业的雏形。主要从事汇兑和贴现业务，当然也从事储蓄业务。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来到平遥西大街的一处院落，惊喜地发现了“今天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
然而，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升昌能够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作着气吞海内、控制中国金融业的大文章，它的经营秘诀究竟何在呢?
一、敢于大胆创新。日升昌票号充分借鉴了唐“飞钱”、宋“交子”以及当时“账局”“印局”“银号”“钱庄”等的经营模式，率先实行银两异地汇兑及存、放款三大业务的有机一体。
二、一整套缜密严谨的管理制度。
（1）在经营管理方面：一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之原则，充分地调动并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二是坚持以诚信为本，注重品牌效益的创建；三是“积成待厚、固本防险”，注重了对风险的防范。
（2）在组织管理上：实行了中央集权制与划片分割相结合之方法。如日升昌除平遥总号外，保定、天津等分号由北京分号辖管，这样就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了由于分号点多面广，可能出现的分散状况，防止了人才和资金的浪费，保证了信息的畅通和全号高效运转。
（3）在财务管理上：运用四柱清册法及“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账务管理模式，而且要对各类账目“日清”“月结”“年总结”，日升昌是每年10月底对全号账目进行总结。
（4）在人事管理上：首先东掌之间为“东伙”合约制；对于员工由掌柜去“请进”或效习中“升迁”；当年日升昌票号的小伙计要求品貌端正，身高五尺，三世清白且有殷实铺商或名望担保，另外为避免裙带关系不好管理，它还规定自家的“姑爷”“舅爷”“少年”不用等等。
（5）在信息管理方面：由于票号实行总号统一管理制，票号组信件来往尤为紧密，一般为三日一函，五日一信，且信件分为“复报、正报、附报、叙事”四大部分内容，并要规定好对某一分号的发信日期以保证信件安全送达。 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切实可行的福利待遇：东家出资为银股，掌柜们负责经营管理享身股，两种股分等股分红，当年大掌柜张兴帮1股4年大分红曾分得1.7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县太爷100年之收入。这样充分地肯定了
人才的价值，充分调动了伙友的积极性。 在福利方面，凡票号伙友及直系亲属遇婚丧之事均有定银发放；外出伙友之川资路费及医药费用一并由票号支付；驻外分驻经理每年还有年终奖金“花红”。
四、英明睿智的战略决策：日升昌票号首先在“五个通商”口岸设庄抢占市场；在太平军起义时时任掌柜程清泮又果断收撤分庄积蓄实力。这些措施在票号创立初期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五、优良的生活作风：日升昌票号乃至整个晋商都以不畏艰险、吃苦耐劳而著称，当年日升昌票号伙友由于不适南方气候，好多人得湿疹疾病去世比比皆是，且王启元大掌柜即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诸如上述种种，都是日升昌票号乃至整个“票商”的一些成功经验。可惜在票号发展之后期却由于主客观因素逐步整体性走向了衰亡直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首先客观原因有：（1）以汇丰、丽日等外国银行资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入侵侵占了票号市场。
（2）以大清银行为代表国立银行之建立。由于这些银行受政府资助势力雄厚，且已将分支银行做到了县一级，大大便利了顾客。
（3）政治基石塌垮：辛亥革命后，票号赖以维系的政府也垮台了，尤其在后期清廷对票号又多盘剥加速了其衰亡的脚步。再到民国政府时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对前来请命之票帮说：“国力维艰，尔等自行维系。”使票号彻底绝望。 （4）无法律上的支持。国外银行此时早已从权威性管理转变到了法律性保障上。而票号业仍希望用自身之权威信誉来维系。
其次从主观来看：一方面后期选人时没做到任人唯贤制。财东们只凭一己之喜好来选掌柜，日升昌正是由于后期用人不慎，造成京都分号的关门直至牵及整个票业；另一方面财东自身生活奢靡，丧失了当年勤俭持家之作风等。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内部的因素以外，可能更依赖于文化、宗教、哲学、伦理等传统文化因素。晋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和谐”、“执中”、“诚信”、“义利”的文化思想，他们“贾而好儒”、“和气生财”、“取之有道”，实现了文化传统与商业金融的完美结合，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学习和宣传晋商思想，对于当前金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拓进取，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晋商思想中“诚信至上”的原则，对于金融机构树立科学管理理念，提供优质服务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的根基在于“诚信义利”四个字，如果说“义利”已经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那么“诚信”却浓缩和代表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更为适应以经营货币信用为业的现代金融业的思想文化需求。当前，社会涌现了许多违背诚信的金融案例，有银行内部员工侵吞国家财产的，有部分金融机构乱收费的，也有少数服务群众不诚信被上演“取款门”的，等等。归根结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伦理道德和诚信意识的缺失，而并非完全是制度的缺陷。对比100多年前的晋商票号，他们从日常的制度设计、经营管理、员工的选拔培训、业务的开拓
甚至倒闭的清算，无处不在地贯彻诚信思想，使得单凭信用经营的山西票号能够屹立百年。在全球化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诚信依然重要，而且更为有形化、具体化，甚至已经融入金融服务品牌，成为金融企业无形资产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前，金融诚信文化的建设应符合两个导向，一个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诚信管理、人性化和阳光化管理的方向；另一个是金融机构和广大群众维护和使用好信用记录，建立科学、以“珍爱信用”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消费文化。总之，以诚信为特征的央行征信体系、诚信管理和诚信服务建设，将为我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立起一座道德伦理的坚固屏障，使当前金融发展具有更强的免疫力，以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晋商思想中的“和气”、“执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改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建立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晋商票号在自身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中，十分注重发扬传统优势因素的作用，对内亲缘化、本土化、人性化贯穿始终，对外和气生财，提倡“相与”合作，不搞恶性竞争。晋商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在票号的经营管理中得到实践检验，创造了经营上的总分号制、联号制，协调上的行会制、铺保制、宗法制，激励机制上的人身股制度、应支薪金制度等。与当代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相比，总体上表现为道德伦理约束多于制度约束，公平多于效率，合作多于竞争。其中有很多值得当代金融管理学习的地方，如：采用顶身股制度激励员工勤奋工作，工作越努力持股分量越重；选拔人员主要从德行方面入手，德行过关后才以智取；在发展业务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与客户之间建立以互信为纽带的长期关系；还非常注重发挥公所行会的作用，各票号、钱庄机构定期祭祀、聚会、议事，起到了协同对外关系、组织市场公平交易、处理商务纠纷、举办社会公益等积极作用。 （三）晋商思想中度时应变、与时俱进的内容，对于金融企业科学制定经营策略、创新金融服务，强化生存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全球化趋势加快的今天，金融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更加隐蔽和迅速，金融产品的跨国交易支付日趋复杂，金融企业如何在当代国际环境下取得发展是一项重要课题。晋商票号经营思想中不乏度时应变、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票号在会计中使用的“龙门账”、内部管理的“身股”制度、资本管理的“护本”制度，以及密押、逆汇、轧差等创新，成为晋商票号的立身之本。当代瞬息万变，金融业发展担负着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的转变，从社会资金的持有人向资本管理者转变，从跨国支付中介向金融风险管理者转变的重任，当前的金融创新无疑需要从业者具备更高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更强的研究、观察能力。历史证明，只有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创新制度、产品、方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提供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