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确定的时间。”张耀说，“单位有个门卫看到他应该是7点45分。”
张耀说：“用很慢的速度，正常骑，是一种时间，骑得很快的是一种时间，我做了几种测试，当时只有自行车，我掐着秒表在算。”结果得出，只有不到15分钟来作案并伪造现场。
张耀告诉早报记者，“当时我们的辩护认为，你把她捂死，要等她窒息，后面的工作才能进行，伪造精液，拽电话，滚钢瓶还是搬钢瓶，点上蜡烛，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在最苛刻的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这些。”
供述与现场吻合率高？
根据王怀顺的说法，当时在中区分局与于英生谈话时，是配合着外围的调查组在进行的。他说：“当时调查形成一种不准互相打听的情况，外围调查以后就向大队长、分管局长汇报，需要问什么，大队长再告诉我们。”
王怀顺强调，移交市局后就不了解办案过程，但回头看，他认为，于英生最后一次的谈话将现场的细节讲得非常清楚，可能提升了嫌疑点。“但也不能确定，没有证据的话。”
而张耀告诉早报记者，在讯问中，警方外围调查推断的东西，
让于英生来回答，在讯问笔录中，越往后他的回答就与证据吻合，吻合率在90%以上。“后来结合证据越讲越复杂，但就是在当中出现很多重大问题，没法解释。”
案发现场，原本放在厨房的液化气罐出现在卧室，而于的供述中，在液化气罐的移动方式上前后有很大出入。“滚出来、搬出来、拎出来，什么说法都有。”张耀说，“我们提醒法院注意一点，于讲不清，就说明可能不是他干的。”当年，韩母认为，于英生是在这些细节上故意不说清，以此脱罪。
另外，庭审时于不承认犯罪，那么液化气罐上可能存在凶手的指纹，然而，“做了很多指纹，恰恰液化气的指纹没有做。”
张耀说，有罪供述甚至前后矛盾。卷宗中警方鉴定，案发现场的电话线被人剪断，断口是整齐的。而于的供述则是拽断的。张耀告诉早报记者：“第一次问于，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了很多次，电话线拽断了。”
张耀笑了一笑，说：“那时交到法院的卷子，是原始的，前后都有，没有改过。现在有的可能搞得很干净。”
他告诉早报记者：“法律规定，仅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不能认定为有罪。每个证据，都要说明它的唯一性、排他性，没有其他的解释，能形成一个原因造成这个证据。”在于案中，没有直接证据，如目击证人等能证明于犯罪，而作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