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账后，即通知托管银行将投资者的信托资金认购为信托单位，并在阳光私募基金认购结束后10个工作日左右向信托基金认购人寄送信托公司盖完章的合同，以及信托加入确认函等文件。至此，投资者认购阳光私募基金流程完成。
城市模式
1．深圳模式
深圳模式，就是指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为开放式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受益人是统一的，且没有保底承诺，投资者需承担全部市场风险。此种信托计划在深圳市场发行较多，故称深圳模式。
这种模式，不保本，不承诺最低收益，风险完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符合阳光私募基金高风险、高收益并存的特点。 2．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是指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为结构式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前者为普通投资者，一般保证一个固定的目标收益率；后者一般就是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投入一定规模的自有资金作为优先受益人的利益保障，但同时也拥有提取超额收益的权利。这种模式比较适合风险偏好保守的客户，因在上海市场此种方式信托计划发行较多，故称上海模式。
这种模式，将受益人分为一般受益人和优先受益人，信托计划终止以亏损完一般受益人本金为限，是典型的承诺保本型，但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冲突。 3．云南模式
云南模式，是指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中，受托人与管理人为一人，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的同时，也是管理人，无投资顾问公司，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因为此模式只有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一家采用，故称云南模式。
这种模式，当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不一致时，投资者利益往往被牺牲，而且，这种模式下内幕交易发生的频率更高。
3 法律关系
编辑
阳光私募基金主要涉及五方当事人： 一是委托人，即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
二是受托人，即信托公司；
三是投资顾问，即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其余两方分别是负责资金托管的托管银行和负责证券托管的证券公司。
阳光私募基金运作中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
第一层法律关系，存在于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间基于信托合同而产生的信托关系。
在信托法律关系中，投资者是委托人，信托公司是受托人。一般情况下，信托合同中，通常会约定投资者是一般受益人，而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是特定受益人，特定受益人有权根据信托合同获得超额业绩提成。
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双方签订的信托计划合同约定执行。同时，由受益人组成的受益人大会，行使对受托人监督的职能，以确保阳光私募基金的运作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层法律关系，存在于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之间的投资顾问关系。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信托公司的聘任，向信托公司提供证券组合、交易建议书、公司研究报告、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证券市场分析报告、投资策略报告、信托产品投资运行情况报告及风险控制与净值管理报告或根据信托公司要求提交其他报告或服务等。
第三层法律关系，存在于信托公司、银行以及证券公司之间的三方托管关系。 信托公司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交由银行托管，而投资的证券则由证券公司托管。同时，托管人对信托公司有监督权，当信托公司违反法律法规、保管协议操作时，有权通知信托公司纠正，当出现重大违法违规或发生严重影响信托财产安全的事件时，托管人应及时报告银监会。
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投资者与投资顾问、证券公司及银行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4 解决困境
编辑
（一）将阳光私募纳入《基金法》监管范畴
在我国，阳光私募产品大多是通过信托公司来发行的，而信托公司又属于银监会监管范畴。银监会在监管过程中，由于职能属性不同，许多“不适症”也就自然出现了。作为银行业的监管主体，银监会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金融体系风险监控，
并协助央行维护我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多年来，作为证券行业的投资主体和绝对回报的天然属性，阳光私募更需要与证券市场共同创新和进步，然而受制于缺乏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及证券市场波动而引发的不可控风险，使阳光私募在投资领域往往滞后于其他投资主体，长期游离于证券市场的灰色地带。
在不少证券人士看来，运行的《基金法》，仅仅是一部《公募基金法》，而包括阳光私募、私募股权基金等，都没有纳入到这一监管体系中。但随着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基金的“快速生长”，《基金法》的修正也就顺理成章。纳入《基金法》对于阳光私募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私募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让市场和投资者都相信私募产品是能够稳定运营的，这一点对于行业能否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其次就是要有一套稳定的规则来引导私募行业，让私募管理人在做投资决策时，明确可以涉足的投资范围。这两点对阳光私募的发展来说较为关键，因为私募的特征就是在既定的规则下，全力以赴地去捕捉投资机会，给客户带来既定风险下较为满意的回报。没有一个稳定的规则，会导致私募投资出现短期化的倾向，使得私募行业渐趋浮躁，既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对整个私募行业也极其不利。
（二）突破发行制度限制
从发行制度方面来看，越来越稀缺的信托账户已极大地影响了新产品的发行，而高昂的账户费用和信托渠道费用更是成为私募行业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在纳入《基金法》监管范围的同时，阳光私募也希望能拥有像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一样的产品发行机制，即单独向监管部门申报产品，在获批时开设产品独立的证券交易账户，并将基金资产托管到银行。这样的一种改变对商业银行来说也是好消息，因为银行已拥有托管公募基金的完整模式，在此基础上既不需增加更多的托管成本又便于共同监督。从产品设计方面，私募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可以直接签订契约，并在契约中清晰界定产品的投资范围，包括股指期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衍生产品。更重要的是，当投资者能够直接与私募基金公司建立契约关系后，投资者的知情权也就更为广泛，同时更直接地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形成监督和约束。
（三）实现投资方式多元化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做空、对冲、套利等投资策略的使用还存在一定限制，市场中金融产品的运作模式仍较为单一，阳光私募实际上发挥的依然是公募基金的主要功能。然而，为了更好地实现阳光私募对资本市场的补充作用，新《基金法》中逐步放开对阳光私募的投资限制，改善当前仅能单边做多的投资模式十分必要。具体到扩充投资范围上，除了现有的一、二级市场外，还应将股指期货、商品期货、融资融券、定向增发等全市场投资标的纳入到日常投资工具的范畴，另外可适当允许阳光私募进行股权投资、股权并购、大宗商品、艺术品等另类投资方式。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未来将会不断产生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相关政策应当引导阳光私募积极地参与进去，使之成为金融创新的试金石和突破口。
5 风险防范
编辑
阳光私募基金运作主要有募集、设立、管理、运作、治理、收益分配、信息披露与清盘等等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应有不同的防范措施。对投资者来说，要很好的了解其高风险性。
募集设立
阳光私募基金募集设立阶段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合格投资者、募集方式、资金托管以及风险声明等方面。
合格投资者，解决的是阳光私募基金向谁募集的问题。鉴于阳光私募基金的高风险且不保本性，对于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基金发起人有可能触犯非法集资等犯罪。 确定合格投资者不仅要严格按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确保其能认购100万元以上并提供相应资产或收入证明，而且更应该要求其在信托合同中声明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并且符合本信托合同中关于委托人资格的要求，是合格投资者。 募集方式，解决的是阳光私募基金怎样募集资金，怎样推介基金的问题。根据《证券法》规定，公开募集的标准是向不特定的对象发行证券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两百人的为公开发行。《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募集之反面，即向特定的对象发行证券不超过200人的，则应为不公开发行。
因此，阳光私募基金的募集人数应当不超过200人。在信托合同中应当规定信托计划拟募集资金总额上限及发行份数以符合上述要求；另外阳光私募基金不得公开发行的应有之义，还应包括不得公开宣传，不得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计算机网络等媒体或者通过会议、研讨会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只允许一对一的向客户推荐。这些都是在阳光私募基金发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但在实践中，阳光私募基金募集资金动辄一两亿元，多的达到十亿元，由银行代理销售，在很多情况下与上述规定相抵触。鉴于阳光私募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考虑将上述人数数额限制做出适当修改。
资金托管，解决的是投资者认购信托计划所缴纳的资金的保管问题。鉴于管理权与保管权分离的原则，信托计划所募集的资金应该由具备资金托管能力的商业银行来保管。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尽管投资者与商业银行并未因信托计划合同而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但信托计划合同仍应该向投资者披露受托人与资金托管银行的委托关系，并将其委托费用的收费标准向投资者如实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