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当A医师要回国时，根据协议，梅奥诊所允许他带走部分组织标本和幻灯片，但是他把从90项研究项目中得到的研究数据、合成基因信息等珍贵的资料，都拷贝到了自己的硬盘上，这是未得到允许的。在离开罗切斯特的前一天，A医师在实验室拍照片时，被诊所的警备员发现。于是，当A医师出现在罗切斯特机场时，即被FBI逮捕。案件的指证者指出，A医师在回国前的2周，开始定期向日本邮寄行李。
尽管A医师最终被免予起诉，但是他的行为确实属于违背相关协议的不端行为。梅奥诊所软骨结合组织研究室早就有了关于实验记录管理和实验数据归属的规定，A医师拿走超出自己参与研究获得的数据及相关资料并据为己有，是一种科学不端行为。[5]
案例3-6反映了科研人员在发生职位变动时，如何使用原任职机构数据的问题。科研人员对原来机构数据的使用，应当遵守机构相关规定或者事先约定的协议。
数据使用必须尊重和保护数据获得者以及提供者的利益，保障隐私权，保护机密和专有数据。只有充分了解研究数据使用中的规范，才可能正确和恰当地处理数据使用和保护问题，防止对数据的不当使用或违规行为发生。为了更好地使用数据，有必要了解有关数据使用的规范要求。
首先，在数据公开发表之前，一般不会要求科研人员毫无保留地允许其他人共享数据，其他科研人员如果需要接触和使用未正式发表的数据，必须事先征得数据所有者的同意。数据在未被核实和确证之前，除非有可靠的证据显示，这些初步的数据对公众安全和健康存在危险，科研人员不应将其抢先发表。一旦公开发表，就应当与他人充分地共享所有数据和最终结果，使他人能够检验此项研究。 其次，数据的不同所有者的使用权限是不一样的，一般应就数据的使用事项达成预先协议，并严格遵守，避免事后纠纷或者发生有关数据使用的违背诚信的行为。外部人员如果需要使用这些数据，必须获得所有者的同意，并以适当的方式说明数据来源。
第三，数据的使用还应当注意：科研人员使用数据库或资料库中的相关数据，特别是使用特殊数据，应按规定留有书面记录，以备日后核查；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必须在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后，才能用于事先约定的研究工作，并且严格地在约定的范围内使用，未经受试者同意，不能将其透露给其他研究机构或人员；具有保密限制的数据只有得到授权许可才能够接触和使用，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有关数据使用方面的规范，可以参见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制订的《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关于数据使用的规定 匹兹堡大学的科研人员或者雇员在研究中获得的数据，其所有权不属于搜集、观测到数据的人员，也不属于研究组中的项目负责人，而是归属于匹兹堡大学。原因如下：（1）当科研人员离开匹兹堡大学时，大学依旧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2）大学是奖励的颁发者。合理的数据获取途径不应对研究组中的任何成员关闭。如果研究项目可能涉及版权或专利应用，研究组内应就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达成一个书面协议。科研人员做出了可能申请专利的研究发现后，应向技术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提交发明披露（Invention Disclosure）。大学的专利政策允许发明者与大学共享专利许可、销售、专利版税的收入。 项目负责人（或称独立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离开大学时有权利获得数据副本，并将其带到另一机构继续研究。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拿走原始数据并书面承诺原机构在一段时期内有权获得这些原始数据。书面承诺应通过研究办公室，大学和独立研究员就数据处置达成一致。研究组中的学生、博士后、其他科研人员应当与领导或独立研究员最好以书面形式就下列问题取得共识：当他离开研究组后，他能够继续项目中哪个部分的研究，因为这些共识关系到他们离职后所能带走的数据副本数量。其他机构的合作者有权获得他们参与研究部分的数据。 依据协商的材料转移协议（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在研究过程中准备的独特材料，例如放射自显影、细胞系、化学合成的中间产物，分给不同地方的研究组成员。如果材料是不能分割的物质，在协议中应清楚约定材料分配问题。 科学共同体是协作的团体，大家可能追求共同的研究目标，因此每位研究员有义务进行信息共享。信息共享包括独立的验证或反驳研究结果。已出版研究成果中的基础数据应当对其他科研人员公开。能够接触一些特殊数据（例如来自卫星或考古、古生物场所的数据）的人员应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向其他科研人员公开这些数据。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于由基金委资助的研究中数据、样本、物理采样以及其他制造或采集的材料问题有特定要求。公共卫生署要求由PHS资助的项目，在相应研究结果已经出版或者提交给资助机构后，应向科学共同体中有资历的研究个人公开数据以及特殊材料（例如细胞[6]系、克隆的DNA、试剂等）。 研究数据或信息的共享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数据共享可以使更多的人充分地使用已有数据资源，减少数据收集、采集的重复劳动和相应费用。下面是美国国立卫生院关于数据共享的政策规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共享政策与实施指南 （2003年3月5日更新） 数据共享的目的： 数据的共享可以促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许多研究达到其目的。对于那些不能简单重复获得的独立数据，共享尤为重要。通过数据共享，科学家加快了使研究成果向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的知识、产品和规程转化的速度。 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来看，共享数据具有许多理由。它能够增强自由的科学探究、鼓励分析与观点的多样性、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使新的或可替代假说和分析方法的检验成为可能；它还支持对数据收集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便于培养新入门的科研人员，得以探索早期探索者们最初根本没有想到的论题，并可以将多方来源的数据合成产生出新的数据库。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看来。所有的数据都应当考虑得到共享。在保障参与者的隐私权、保守机密和专有数据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宽泛、自由地共享数据。为便于数据共享，在2003年10月1日后（含当日）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交每年需要50万美元或更多直接花费的研究申请的科研人员，要求在申请中加入一份为研究目的的最终研究数据的共享计划，若不[7]能共享则要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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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2003.
http://www.apa.org/ethics/code2002.html#8注[6]：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2007.
http://www.pitt.edu/~provost/ethresearch.html#_Toc153961817
第四节 科学研究中的交流与合作
科研人员之间、不同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交流包括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等进行的私人交流，通过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等进行的文献交流，通过召开或参与学术会议等进行的公开交流等。合作包括共同申请项目，共同参与实验、调查，共同发表论文，共同培养学生，共享实验设备、材料和数据等。这里主要讨论科研人员之间、不同机构之间在交流与合作中所应遵守的诚信规范。
案例3-7
2007年6月19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合肥举行第二届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在会上指出：“在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质量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中真正产生思想碰撞。”目前我国每年都要举办上万个学术交流活动。“从这样一个规模上讲，深入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建设，让交流真正产生作用，对于科学界应该是重大的历史责任。”
对我国科技界学术浮躁和不端行为已经引起社会忧虑的状况，尤其是学术交流活动中的现存问题，与会者表示了普遍的担虑，并指出，在我国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中，科技失信现象较为普遍，学术会议成了旅游活动。从而使得学术交流流于形式，缺乏高质量的思想碰撞，缺乏“无形学院”式的非正式沟通与高水平学术交流。
有专家提出，“交流是学术的生命线，学术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为同行所用、所参考，这也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必要过程。”交流是凝聚学术同行、逼近学术真理以及促进创新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有专家指出，科技界应当自我反思，很多科学家时常会抱怨学术交流效率不高、内容空泛，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要素之一，科学家自身对这种现状也应负有一定责任。一些科学家对学术会议不屑一顾，或只顾自己作报告，而从不听别人作报告，更有甚者有出场费才愿意到会出席。这都让学术活动丧失尊严。[1]
案例3-7折射出了当前我国科技界在学术交流方面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所面临的严峻现状。
交流与合作是促进和发展科学研究的基本保障。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专业越来越细分，科学研究通常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在交流与合作中，科研人员应遵循相互尊重、公开性的基本原则，提高交流与合作的有效性。
相互尊重强调尊重他人的著作权，通过引证承认和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和优先权；尊重他人对自己科研假说的证实和辩驳，对他人的质疑采取开诚布公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尊重作者的能力、贡献和价值取向。[2]
下面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关于科研合作中相互尊重的阐述，可以作为参考。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关于科研合作中相互尊重的阐述 对于科研过程以及对于机构组织秩序都具有决定意义的相互信任关系来源于研究合作起步阶段有能力的合作者彼此之间的尊重。无论研究结果如何，人们都必须信任同事，否则人们就无法在竞争激烈同时又容易出错的研究过程中走上认识真理的崎岖小径。反过来说，一种可以容纳不同结论同时允许犯错误的研究会文化是科学进步的前提，因为光有效率是保证不了科研中的改革的。 总而言之，研究作为对新事物的有组织的探索是以风险心理准备为前提的，在参与人员的层面上通过明确的彼此尊重得到保障。否则由于研究过程公开化所带来的风险，参与人员将始终面临着他们的生涯崩溃的潜在危机，对于他们的生涯来说，除了同事之间的彼此尊重包括信任以外，没有其他保障了。 随着研究系统越来越企业化，可以看到，研究机构采用了相应的运转标准，例如通过科学合作和交流的规范，制订组织行为的效率标准，但是同事间的信息交流与个人合作的程度与研究机构正式的组织要求往往是矛盾的。因此为了平衡正式的组织压力，就要求同事之间具有与彼此新生的非正式要求相联系的信任，这种尊重能超越官僚等级制度赋予机构一种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风险和成功不是简单地归入参与研究过程的某个成员“账”下，而是集体[3]“结算”，这样可以为有必要公开结果的研究过程阻止或制止纯粹市场思维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