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检验”这两个问题。
三、偶然性或运气是实现成功的一种途径
经济系统自然选择过程中，决定那种情况被选择以及不同个体的适应性或生存能力时，有两个实质因素：一是纯粹的偶然性；一是通过各种方式调整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为了把“运气”和“自主适应”各自的作用阐述清楚，我们暂且先完全抛开自适应行为。所有个体的理性、动机和前瞻性也将被暂时的放到一边，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讨论在缺乏任何适应性行为的情况下，环境选择出合适的幸存者的能力。这是一种显然不现实但非常有用阐述方式，可弱化“后验生存准则”和“自适应决策准则”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另外，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评估运气和偶然性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考虑一类最简单的生物进化。植物朝向阳的一面生长，并不是因为它们意识到那边（向阳的一边）环境最优或更优，然后“想”朝那边生长，而是因为碰巧有更好光照条件的叶子生长更快，它们的给养系统也更强壮。类似的，具备适宜于在当前环境中生存的构造和习性的动物具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更可能生存下去。而那些行动并不适宜的同类生物体则会发现它们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它们的存活概率较低。更一般的情况是，幸存者貌似是那些能调整自身适应环境的个体，然而事实更可能是环境已经选择采纳了它们。所以，这意味着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个体适应，有的只是环境的选择接纳。
经济学家可用一个有用但不现实例子来分析这种情况，并表明无论个体是否无知系统都能分配资源。这个例子假定有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从芝加哥出发，个人完全无预见、完全随机选择路线。只有我们的经济学家知道有且仅有一条路上有加油站。他可以直接断定只有在这条有加油站的路上的旅行者能够继续前行，而其他路上的旅行者将很快用完汽油。即便每个人都是随机选择路线的，我们也可以称那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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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气好而选到正确路线的旅行者为聪明的、有效率的、有远见的等等。当然，我们认为他们是幸运者。假如加油转移到另一条线路上，那些一开始不够幸运的旅行者将能够再前进。虽然没有旅行者改变了他们特定的路线，但是我们观察到一种新的旅行模式。真正可行的路线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组背景不同的愿意冒险的（可供环境选择的）旅行者。旅行的正确路线将被确定。当环境（经济环境）改变，分析者（经济学家）可以挑选出哪种类型的参与者（企业）将会成功。他也能会推断出提高生存几率的最有利的条件
四、偶然性不意味着资源配置随机、无方向
我们用植物向阳生长和芝加哥旅行者这两个例子，并非试图把所有的分析都建立在由偶然性主导的选择采纳模型上。但是它们确实表明集体和个体的随机行为本身并不意味虚无主义的理论不能得出可靠的预测和解释，也不意味着世界缺乏秩序和明显方向。但是有人认为，生活的事实实际上否认了偶然性要素的实质性作用以及经济系统中与此相关的选择原则。例如，规模各异长久存在的公司、世袭的财富可以看作是持续可预期的动机和非随机性行为的可靠证据。为了证明持续的成功并不能被当作否定纯粹运气因素的初步证据，下面我们将介绍著名法国数学家Borel的随机模型。
设想两百万巴黎人两两配对，进行抛硬币比赛，每组选手一直抛下去直到同一组的两位选手投出相同的一面获得胜利为止。假设投硬币频率是每秒一次，一天八小时，那么平均来说，这场比赛在十年后仍然有大约一百余个小组在继续比赛；如果选手能够将比赛指派给他们的后人继承，那么在一千年以后仍然会有大约一打十二个甚至更多的选手继续进行比赛。这里的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设想某个生意已经运营了100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其中没有运气和偶然性因素作为一个根本性要素，使得公司在长期中生存了下来？这里，除非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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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起初参与者的数量，否则无法推导出任何结论。而如果想得到一些推论，人们还需要知道大小、风险和每个承诺的频率等事宜。有人从Borel例证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中有太多长寿的公司的存在承认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而与此相反的一面是，有人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是太少了！
偶然性假说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部分重要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受到了这种实际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预测、推断时会采用这种方法。在添加适用性行为修正极端的偶然性模型之前，我将详细说明纳入偶然性隐含的意义，以便揭示那些真正与生俱来的个体行动的丰富含义——这些行动往往是偶然的、无动机性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行动足够多样，多到这个行动集里包括了那些最好的行动--在完美预见未来的条件下采取的行动。例如，在一场马赛中，如果严格随机下注的赌徒足够多，就会有人赢得全部八场比赛。这么看来，个体随机行为并不排除决策看起来明智的可能性。
其二，反过来说，即使包含预见和动机，个人行动的集合也不一定有别于一个随机产生的行动集合。当存在不确定性，即便基于可获得的最好的证据做决定，人们的判断和观点也也是有差异的；他们中无人通过掷硬币来做选择；但整组参与者的总体行动集合可能与个体随机做选择的行动集是没有区别的。
其三，幸运的是，一个偶然性占优模型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无法进行预测、解释或者推断。随着对经济上实现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认知和可替代条件的对比，人们可以阐述哪些类型的公司或行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更可行，即使此时那些公司自身也可能不知道这些条件，抑或这些公司也根本没有（有意识的）尽力调整自己适应环境条件来实现这些条件。如果所有的公司有些许轻微的不同，这就够了，那么在新环境條件下，那些固有内在条件更贴近新的但未知的最佳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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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今有了更高的存活、发展的概率。相对于其它公司他们成长了，并且成为占优类型的公司，因为生存条件可能推动那些被观察的幸存者集合的特征向着不可知的最优化前进，这会通过（1）重复的试验，或者（2）那些恰好更接近最佳条件的幸存者——这其实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如果这些新条件持续很久，那么新环境下的占优公司将会不再近似于那些在其他条件下占优或者将要占优的公司。即使环境条件不能被预测，经济学家也可以在给定的可替代潜在情形下，比较那些更可能生存和适应的行为类型。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过去结果而不是预测，那么经济学家可以推断出哪些特定属性至关重要，且有利于存活下来，即使个体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某些属性。
其四，前面的段落中已经指出预测的依据，不过还应指明预测的一个特点。预测无法断言每家企业必然改变它的特征，事实上对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可取而代之的主张是这些企业的一个新的集合或者一组新公司集合的特性将会改变。可以用一个纯粹的统计概念“代表性企业”来表征这点——一个平均值向量，向量的每一维对应企业总体的几个特性中的一个。一个“代表性厂商”不是任何某一个公司的特点，而是一组统计数据对众多公司复杂“模态”特性的概括。当然，这是一个对马歇尔“代表性厂商”的预期运用。
其五，从这个极端的方法中得出的最后一个启示是通过到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调查表的方式来做实证研究是不能评估边际产出分析的正确性的。但是边际生产力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即使不确定性排除了“利润最大化”，即使价格和技术的改变没有刻意影响公司改变方向，（边际）生产力分析和需求分析本质上评价的是相对存活能力。为了阐述这点，我们假定：为了预测实际工资率上涨的效应，每个商人都说不会调整劳动力。然而，尽管如此，具有较低劳动－资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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