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与力量的对比。
7、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斯悖论”。这样这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学者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8、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时，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就由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致型方向转变，即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
二、简述题
1、比较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
所谓市场化过程或过渡问题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实际上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由政府转变为企业与个人。 根据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一个更容易完成体制过渡的方案是激进式改革。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二是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 我国没有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渐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种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二是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说，在等级规则作用较小的边际上，选择具有帕雷托改进意义的利益调整方式进行体制改革，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三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2、简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
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力中心的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自上而下推进的，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与力量的对比。 该方式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在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速度、次序、方式的主导力量。
2.政府主体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
3.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变革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收益大于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
4.在不确定性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风险，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如类似于优先权的改革试点权等。
5.统一观念，即建立和推行一套可为下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3、试分析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诺斯悖论”
政府在界定与保护产权的过程中立场并非始终是中立的，它通常会追求双重目标，即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与统治者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在最大化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
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矛盾。所谓“诺斯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增长的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 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下，解开“诺斯悖论”的突破口可能介于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自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的集体行动，即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方式，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
随着放权让利该股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总结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是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斯悖论”。这样这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学者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三、论述题
1、阐述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式与路径。 一．改革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
华盛顿共识最初是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针对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的困难格局，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了指导这些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走出困境的各项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包括10个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它显然秉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后来人们又把这些所谓共识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日益呗国际社会所公认，作为直接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北京共识”愈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北京共识”包含三个重要的原理：一是创新的价值；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三是自主发展理论。 所谓市场化过程或过渡问题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实际上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由政府转变为企业与个人。 所谓等级规则是指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再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界定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一个人所处的等级位置越高，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越大。所谓产权规则是指一个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即拥有的资产越多，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就越大。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就是产权关系必须明晰化。
根据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一个更容易完成体制过渡的方案是激进式改革。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二是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 我国没有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渐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种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二是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说，在等级规则作用较小的边际上，选择具有帕雷托改进意义的利益调整方式进行体制改革，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三
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2、阐述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
随着放权让利该股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总结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是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斯悖论”。这样这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学者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地方政府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特殊功能）：
1.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第一行动集团”。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分享比例经过谈判已预先确定，且五年不变，所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预算规模直接与本地社会总产出正相关。
财政包干制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我们把处在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为政治企业家，即他们具有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双重功能。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按照等级规则行为，但是他们通过谋求经济上的发展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即职务升迁。
2.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收益与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 地方政府作为纵向制度安排的行政代理人，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为谋求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竞争可获得垄断租金的制度创新进入权：一是直接从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方案中获得试点权；二是通过正式渠道或非正式渠道向权力中心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从而获得制度创新的优先权；三是改革方案一旦形成后，地方政府为获得含有垄断租金的改革试点权而展开竞争；四是没有获得进入权的地方政府会通过“变通”的方式，以能否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理解和实施改革方案，从而变相获得进入权力；五是采取先斩后奏、暗中模仿试点单位的做法或另辟蹊径等途径突破进入壁垒。
3、分析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当我们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评判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时，将发现该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一系列负效应。
第一，政治企业家行为规范的模糊化导致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第二，地方政府官员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对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的忽视，导致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第三，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地方封锁，产生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现象。 第四，“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导致获得试点权的企业或地方因能持续地获得垄断租金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相反，其他企业或地方则发展能力相对不足，这是导致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负效应发生的根源还是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的等级规则与产权制度的冲突，或者说反映了新旧体制并存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化解上述冲突进而减少上述负效应的根本出路还
是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为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四章 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
一、名词解释
1、所有权（2009）：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确定物的独占和垄断的财产权利，是同一物上不依赖于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所有权概括和赋予了所有者能够实际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2、占有权能：行为人对财产直接加以控制的可能性，是所有者与他人之间因对财产进行实际控制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3、使用权能：是指不改变财产的所有和占有的性质，依其用途而加以利用的可能性，是人与人之间应用财产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用权是直接于所有物之上行使的权利，因而使用权的存在首先以占有物为前提。
4、收益权能：是指获取基于所有者财产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可能性，是人们因获取追加财产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5、处分权能：是指为法律所保障的实施旨在改变财产的经济用途或状态的行为的可能性，它所反映的是人在变更财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6、产权（2007）：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产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 7、产权制度（2006）：是指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而且能对产权关系实现有效的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安排。
8、自然人企业制度：按照财产的组织形式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企业的组织形式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自然人企业制度主要包括独资企业和合伙人企业两种形式。
9、法人企业制度：按照财产的组织形式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企业的组织形式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法人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是公司制，主要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0、股份公司：是由一定人数以上的股东所发起组织、全部资本被划分为若干等额股份、股东就其所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股票可以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和自由转让的公司。 11、公共产品（2006）：是指那些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但收费存在困难的产品。为了保证最优化的公共产品供应量，就只能由政府用向国民征税的收入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公安系统、公共道路等。这类产品的提供者自然是政府，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由政府拥有。另一类是向消费者收取一定费用的准公共产品，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文化设施、城市自来水和煤气、邮政电信、国家电网、国家政策性银行等。
12、基础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基础产业包括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两部分。基础工业是指能源（包括电力）工业和基本原材料（包括重要矿产资源、钢材、石油化工材料等）工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通信、水利等设施。
13、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指那些国家投资建成的、基本不存在进入与退出障碍、同一产业部门内存在众多企业、企业产品基本上具有同质性和可分性、以利润为经营目标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