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识的人（哲学家）也应当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的主宰。国家应该有三个社会阶级，即统治者、保卫者和劳动者，他们的职责分别是以智慧来治理国家、以勇敢来保卫国家和遵行节制而勤奋工作。所以理想国的统治者必定是掌握了最高知识拥有智慧的哲学家。
四、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各门科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经过历代弟子和学者们的整理编纂而汇集为《亚里士多德全集》20多卷，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形而上学》、《工具篇》、《物理学》、《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对理念论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理念作为事物的形式、实体或共相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
第二，人们用来论证理念存在的方法都站不住脚，它们或者是缺乏必然性的推论，或者推出了一些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的形式或理念。
第三，“分有”只能是对“实体”的分有，因为只有“实体”才具有形式或理念，而柏拉图却让那些非实体性的东西也具有理念，这样一来，“分有”就成为一句空话，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诗意的比喻”而已。至于“摹仿”，更是无稽之谈。
第四，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理念对于感性事物没有任何意义，它既不能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也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 第一哲学及存在论 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说明了第一哲学的基本宗旨，这就是阐明事物的一般原因和原理。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它的对象不是特殊的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这种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就是“本体论”，意指“关于存在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也可以被称为实体哲学。
实体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实体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东西。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 实体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实体是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是“这一个”，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其次，实体不同于属性，它没有与之相反的东西；再次，实体没有程度上的差别，即没有一个实体比另一个实体更是实体。
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认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是合一的，“四因”可以归结为形式因与质料因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因。形式规定了事物的本质，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因此是积极的、能动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质料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和被决定的因素。整个宇宙就形成了一个从质料到形式交替上升的统一序列，高一级事物不仅构成了低一级事物的形式，而且也是推动或吸引低一级事物向自己发展和上升的动力和目的。
潜能与实现 亚里士多德立足于目的论，提出了潜能与实现（又译“现实”）的学说，以说明万物生成的根据。他认为任何实体或个别事物都处于从潜在状态（“潜能”）到实现的运动过程中，潜能与实现的关系是对应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的，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与形式共同组成，当质料尚未获得该事物的一定形式时，它就是处于潜在状态的事物，只有当它获得了这种确定形式之后，才成为现实的事物。
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也如同本体论一样，表现出一种折衷与调和的特点。一方面他承认对于第一实体或个别事物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感觉发生的源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感觉只能感受事物的形式而不能把握其实质，更不能使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感觉当它尚未被外在的对象刺激时，只是一种潜在的认识能力；只有内在地包含着普遍概念的理性灵魂的思维活动，才是现实的认识。
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是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他创建了范畴表和谓词表，提出了逻辑思维的三大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确定了判断的定义和分类，制定了演绎三段论推理的主要格式和规则，并且说明了演绎与归纳的关系。
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主张有两种美德，一种是心智方面的，即知德；另一种是道德方面的，即行德。在谈到道德方面的美德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中庸”学说。一个人如果能以一种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态度来对待激情，这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也表现在他的政治学思想中，他既反对少数寡头的专制制度，也反对平民掌权的民主政治。他认为贫富悬殊和强弱对立是导致各种政变和暴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理想的城邦社会应该由那些既不十分富有、也不十分贫穷的中产阶级来当政。这些人由于财产适度，所以“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从而在贫富两个敌对阶级中有效地发挥“仲裁者”的作用，保证国家的安定与繁荣。
从古希腊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之中的希腊经验性的自然哲学与理性思辨的逻各斯学说这二者的综合。正是由于这种综合，使得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方面超越了古希腊两派哲学之间的思想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集以往一切思想之大成的形而上学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表现出折衷动摇的特点，自身潜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自从亚里士多德之后，“经验的材料”与对它们的“思辨的”把握越来越分离，最终导致了他的庞大体系的解体。
第三节 希腊哲学的衰颓
随着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他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也迅速地分裂，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希腊文化在经历了城邦时代的浑雄壮丽的悲剧精神之后，堕入了一个醉生梦死的平庸时代。希腊化时期的人们不再关心神和国家这样的宏大主题，而是潜心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哲学家也不再把主要的兴趣投向外部自然世界的本原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自然哲学的探讨只是服务于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和个人的安身立命，为的是寻求在一切变故面前“不动心”的哲人境界。亚里士多德的庞大体系成为古代哲学的最后辉煌，在他之后主要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学派，这些学派都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分别表现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此外，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名噪一时的显学，并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年）生于萨摩斯，他的著述颇丰，据说有300多部，然而至今却仅存留一些残篇和三封书信。
伊壁鸠鲁明确表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寻求生活宁静之道”，哲学是通过论辩和讨论的方式来获得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它可以消除心灵的烦恼和恐惧。面对着由于天象、死亡、他人所引起的各种烦恼和恐惧，伊壁鸠鲁主张通过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来达到内心的宁静，他在原子论宇宙观和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快乐论”的伦理学。
原子论的宇宙观 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主张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与虚空构成的。伊壁鸠鲁的改进在于，他认为原子除了有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形状、次序、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区别。同时伊壁鸠鲁还作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改进，即提出了原子有偏斜运动的思想。这就首次真正把运动的原因归于物质的内部，摆脱了德谟克利特从外部无法解释运动的最终来源的困境。
在伊壁鸠鲁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甚至连神也不例外。人世间的凶吉祸福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聚散离合而已。因此，一切天象都是自然现象，并不表达任何特殊的神灵意图，也不具有任何超自然的启示意义，故而根本就不值得恐惧。由此可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宇宙观导致了一种无神论的结论。
感觉主义的认识论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倡导感觉主义。他把感官称为“真理的报导者”，主张“永远要以感觉以及感触作根据，因为这样你将会获得最可靠的确信的根据”。伊壁鸠鲁认为认识的发生是外物影像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但是他却把感觉本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否定了感觉的“约定俗成说”。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感觉本身无所谓错误，错误只存在于我们对感觉所作的解释和判断之中。他并不否定理性，但认为感觉是理性的准则，这就是他的“准则学”。
5
“快乐论”的伦理学 伊壁鸠鲁在伦理学上以提倡“快乐论”而著称，他所追求的“快乐”并不是声色犬马的放荡，而是指肉体上的淡泊和精神上的安宁。伊壁鸠鲁把快乐与善相联系，快乐的根本在于心灵的宁静，这种心灵的宁静建立在人们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之上。伊壁鸠鲁还把快乐等同于幸福，他认为消除对神灵、死亡的恐惧和节制自己的欲望，是获得幸福快乐的必要条件。
二、斯多葛学派
1、早期斯多葛学派 与伊壁鸠鲁一样，早期斯多葛学派也把追求心灵上的安宁和“不动心”作为哲学的目标，但他们宣扬的是一种通过理性节制欲望的伦理学。不过，在早期斯多葛派中，片面抬高伦理学地位的倾向还不明显。他们把哲学分为逻辑学、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而对逻辑学的研究尤为深入，进一步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开拓了命题逻辑的领域。
早期斯多葛学派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加以神秘化，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万物都受着严格的必然性规律的支配，这规律是由神或“逻各斯”所决定的，它构成了万物必须服从的“天道”或“命运”。斯多葛派在伦理学上认为，人们自觉地服从“逻各斯”和“命运”，就是服从自己的理性和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与伊壁鸠鲁学派把快乐等同于幸福的观点相反，早期斯多葛学派主张美德就是幸福，他们认为，只有顺应自然、服从命运才是道德的生活，也才是幸福的生活。因此，人生在世应当通过理性摆脱一切快乐、欲望、恐惧和悲哀的纷扰，对于现实世界采取一种清心寡欲、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
2、晚期斯多葛学派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随着暴戾恣睢的罗马人在实践方面越来越深地陷入到纵欲主义的泥淖，斯多葛学派也相应地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偏激的禁欲主义姿态。顺应自然和服从命运仍然是晚期斯多葛派的基本观点，只是其基调比早期斯多葛派更加阴郁、更加悲观。他们取消了奴隶和主人在人格上的差别，甚至主张应当宽恕你的敌人，对后来的基督教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塞涅卡在批判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即神。塞涅卡明确地提出了“顺应自然，服从命运”的观点，他主张面对一切欲望和激情的骚扰而采取“不动心”的态度。
爱比克泰德是一位才华出众和精通哲学的罗马奴隶，后来由于受到主人的赏识而被释放为自由人。他大力宣扬服从命运的思想，认为世间的一切好运和厄难都是神的特殊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主动“配合”的方式来对待疾病、死亡、残废等灾难，正如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好运一样。
晚期斯多葛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马可?奥勒留，他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安东尼王朝的一位较为贤明宽厚的帝王，他所撰写的《沉思录》一书是其内心思想的独白，与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相比，奥勒留的思想更加阴郁。在他看来，人只是浩瀚无边的宇宙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生物，宇宙的广袤无垠与人生的短暂渺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人对宇宙秩序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人应该服从命运、安于现状，不要破坏了宇宙的整体和谐。
晚期斯多葛学派对于现世生活的悲观态度与新兴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不期而遇，它所宣扬的“服从命运”、“忍受苦难”的禁欲主义及人人平等思想也与基督教的救赎福音颇为契合，因此之故，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三、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被黑格尔统称为希腊化时期的三个“自我意识的哲学”。与另外两派一样，怀疑主义也追求心灵的宁静，但是他们的怀疑其实是为人生哲学而作的一种探索和诘问，因而被称之为“研究派”。他们认为导致心灵纷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认识方面的独断论态度，执着于任何一种感觉或命题都会使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辩中，最好的办法是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之间保持中立，对哪一方都采取一种审慎的怀疑眼光，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和“不作任何判断”的态度，这才是实现“灵魂的安宁”的“最高的善”。
1、早期怀疑主义 早期怀疑主义的创始人是爱利斯城邦的皮浪（Pyrrhon，约公元前360—前270年），他的基本思想是：“不作任何决定，悬置判断。”皮浪不仅在认识上坚持不作判断的态度，而且也把这种“不动心”的态度表现在生活实践中。
2、晚期怀疑主义 晚期怀疑主义者主要为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奈西德谟（Aenesidemus）、阿格里帕(Agrippa)、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等人，他们将早期怀疑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系统化，并且把怀疑的对象从感觉转向了理性本身。埃奈西德谟在皮浪“悬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怀疑感觉可靠性的十个“老论式”，塞克斯都·恩披里克则提出了怀疑主义的五个“新论式”。它们所揭示出来的理性自身的矛盾（以及“老论式”所揭示的感觉的矛盾），成为后世哲学家们在认识论方面努力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最终为辩证法进入认识论领域开辟了道路，使得哲学家们意识到矛盾本身也是认识的本质，正如它是存在的本质一样。
四、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盛行于罗马帝国后期（公元3—5世纪），它以柏拉图哲学为思想基础，融汇了希腊化时期以后来自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构成了希腊形而上学向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化犹太人斐洛（Philo），但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罗马帝国的普罗提诺，他和他的学生波菲利使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全面控制西方思想之前的最后一个古典哲学形态。
1、 斐洛
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斐洛（Philo，约公元前25—公元40年）被布鲁诺·鲍威尔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塞涅卡则是“基督教的叔父”），他把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认为神是高于一切有限事物的，没有任何描述能表达神的完美和善，神是无名的、不可思议的。神和世俗事物之间只有靠一种“中介存在者”即柏拉图的“理念”才有联系，而理念就相当于犹太教的“天使”，它们结合成逻各斯或“一”，代表神的理性和智慧，是神创造世界的工具。神的创世就是凭借逻各斯从物质的混沌中整理出一个秩序来。物质代表邪恶和非存在，它构成人的肉体，人的灵魂则在肉体中轮迴，所以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只有禁欲才能净化灵魂。但最高的美德并不是禁欲，而是虔诚，因为一切善都归于那不可言喻的神。所以他主张抛开一切知识，在一种无意识的“出神”状态中接受更高的启示。斐洛的这种粗糙的表达在普罗提诺那里被精致化了。
2、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出生于埃及，他生活的时代恰恰处于被吉本誉为“黄金时代”的安东尼王朝刚刚结束、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状态中，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面对着悲惨的现实状况，普罗提诺像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把目光投向了现象背后的惟一真实的理念世界，投向了善与美的形而上学的永恒之域。
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太一”、“努斯”（又译作“心智”、“理智”）和“灵魂”这三个概念的神秘统一之上，三者的关系就如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系一样。“太一”是一个无法用定义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本原概念，它有时被称为“神”，但比通常理解的人格化的神更为广阔和原始，有时称作“原初之善”。比“太一”次一等的实体即“努斯”或心智，它是“太一”因自身充盈而“流溢”的结果。“努斯”（nous）是体现为一的“太一”，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一切理念都是它创造的；当它进一步“流溢”而分化为多时就产生出诸多的“灵魂”（psyche）。
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主义成为基督教摈绝肉体享受、侧重灵魂自由的神学思想的重要根源，并为超理性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
3、波菲利
波菲利（Porphyrios，233—304年）是叙利亚人，早年曾在雅典等地求学，262年来到罗马，不久后成为普罗提诺的学生。他也是普罗提诺的传记作者和著作编纂者，并著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句要篇》等论文。
6
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种或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2）如果它们是实体，那么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
波菲利把东方神秘主义宗教与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奇妙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强调灵魂的罪恶本性，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净化灵魂的道德学说和关于神恩的救赎论思想。
第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因此，哲学家们的抽象思想如果不能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论依据，就被视为滋生各种异端观点的危险温床。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眼光投向自然世界和客观存在，而是把灵魂和上帝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关于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具体表现为心灵哲学和宗教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尽管具有种种扭曲和偏颇的形式，但是它对于西方哲学精神向自身内部的深化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教父哲学和后期的经院哲学（大致上以公元11世纪为界）。在教父哲学中，一切哲学问题都采取了神学的形式，教父哲学的实质就是用希腊形而上学的泉水来浇灌基督教的教义之花。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通常又被称为繁琐哲学，它因讲究繁琐的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而得名。经院哲学导致了理性神学的产生（托马斯·阿奎那是理性神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理性神学虽然仍旧承认信仰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动摇性，但是它所倡导的那种注重逻辑证明的方法却无疑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由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与神学非常复杂地混杂在一起，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围绕着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一主线，分别对教父哲学的神秘主义特点、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以及“共相”之争等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节 教父哲学
教父是继使徒之后出现的一批具有希腊哲学素养和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出任重要的神职），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奠基者和诠释者。教父们的职责是为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他们一方面将深刻的希腊哲学思想引入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和教义中，使基督教从一种朴素的信仰转变为一种深奥的神学理论；另一方面则力图说明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从而凸显出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和至高无上性。
一、教父哲学对待理性与信仰的基本态度
1、“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
早期教父的主要任务是护教，力图说明基督教是高于一切希腊哲学的真正哲学。同时还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希腊哲学只是片面的或错误的哲学，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著名的希腊护教士查士丁（Justin，约100—165年）不仅第一个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而且认为希腊的一切哲学都是指向基督教哲学这一最终目标的，相对于希腊哲学而言，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只有它才能认识到绝对的真理。 2、超理性的信仰
相比查士丁，拉丁护教士们则表现出更加偏激的观点，他们不仅对希腊哲学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而且力图使基督教与一切哲学划清界线，当拉丁教父们用基督教来对抗希腊哲学时，他们必定要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主义的知识。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145—220年）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福音，而哲学则是“人与魔鬼的学说”，它以一种歪曲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的旨意。
3、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确立
基督教教义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碰撞和观点冲突之后，才在《卡尔西顿信仰宣言》等权威性文献中最终确定下来的。在这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确定正统教义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就是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在早期基督教神学所关注的上帝论、基督论和人性论等三大领域中，分别形成了“三位一体”、“基督神—人性”、“原罪”与“救赎”等基本教义。
“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同时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奥秘。德尔图良是最早系统地论及到“三位一体”思想的教父。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人性论的问题上，同样充斥着神秘主义的特点，我们在奥古斯丁关于“原罪”和“救赎”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二、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年)是教父哲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奠基者。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努米底亚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后半生为奠定基督教神学理论和反对多纳图派、贝拉基派等异端而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论自由意志》等。 上帝创世说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所理解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赋形于质的工匠，后者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世者。上帝创世既不需要材料，也不需要工具，甚至连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他仅凭语言就足以产生出整个世界。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写道：“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造而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
“原罪”与“救赎”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
这种决定论的“原罪”和“救赎”理论使得基督教的人性论像上帝论和基督论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原罪”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罪，而“救赎”同样也是先验地被预定的。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贬抑，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贬人间之后，现实世界就被划分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前者是“上帝之城”，它是上帝的“选民”即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的社会，这是一座永恒之城，在现世中代表着它的就是教会；后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是肉体淫乱的渊薮，在现世中表现为异教徒的生活态度。
“光照说” 奥古斯丁在认识论上综合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能动的理性灵魂的观点，提出了“光照说”。他将恩典和真理说成是源之于上帝、见之于我们心灵的理性之中的东西。他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把人的心灵比作眼睛，而把理性比作心
7
灵的视觉，正是上帝的光照使心灵的理性看到了真理。按照这种“光照说”，只有在虔诚的信仰中，上帝的光照才会显得通明透亮，而神圣的真理也只有在灵魂摆脱肉体之后才能最终被认识。
上帝存在的证明 奥古斯丁不仅通过“原罪”与“恩典”学说表达了一种神正论思想，而且也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是教父派中最早尝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人之一，而信仰的特点就在于“以赞同的态度思想”来对待表现在《圣经》和各种教义中的基督教真理。因此他坚持“相信，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在坚持信仰至上性的前提下承认理性的作用。奥古斯丁认为，运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宇宙的秩序，二是通过万物的等级，三是通过人心的内省和思辨。
第二节 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一样，都是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都是“神学的奴婢”。但是与主要奠基于柏拉图主义的教父哲学不同，经院哲学的主要思想基础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出来和从阿拉伯世界中辗转流归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经院哲学家们不再像教父派那样简单地用信仰来贬抑理性或否定理性。此外，经院哲学所讨论的问题领域也比教父哲学更加广阔了，特别是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已经具有了一些纯哲学的味道。然而，经院哲学究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一种神学。不过与教父哲学相比，经院哲学却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
一、实在论与唯名论
1、“共相”问题的来由
“共相”问题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共相（种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共相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
生活在“黑暗时代”初期的拉丁教父波爱修（Boethius,480—525年）是最早把共相问题引入哲学讨论的基督教哲学家，在波爱修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具有独立哲学见解的思想家。直到9世纪时，才出现了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的爱留根纳（Eriugena,810—877年）。爱留根纳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到共相问题，但是他却以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哲学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上帝与万物的关系的学说，即“四重自然”的理论。
到了公元11世纪以后，波菲利所提出、波爱修所探讨的共相问题逐渐成为经院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实在论与唯名论两大阵营的对峙。
2、安瑟尔谟
安瑟尔谟（Anselmus，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即离家到法国求学，1060年加入本笃修会，后来升为修道院长。1093年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教务的最高领袖，曾为维护教会权力而与英国国王多次发生冲突。安瑟尔谟一生在修道院讲学达30多年，写过《独白》、《宣讲》、《论真理》、《上帝何故化身为人》、《论三位一体的信仰》等著作，在神学方面多有建树。1494年被教皇追认为圣徒。
“信仰寻求理解” 安瑟尔谟被后人称为“经院哲学之父”，他试图把辩证法引入神学，当作论证神学信条的理性工具。安瑟尔谟坚持认为，信仰只是理解的前提，“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瑟尔谟是一个极端实在论者，他坚持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作为共相的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而且更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客观实体。这种极端的实在论思想典型地表现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所谓本体论证明，其实质就是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第一次试图用严密的辩证法或逻辑来证明那个以往一直靠信仰来保证的神学命题，就此而论，安瑟尔谟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论证的风气。然而从实质上看，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证明，它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形式主义。
尽管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缺乏真正的逻辑说服力，但是它毕竟突破了教父哲学中的那种强调“奥秘”、排斥理解的传统。这些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从教父哲学的神秘主义向经院哲学的理性神学过渡的重要中介。因此，他被后世人们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3、最初的唯名论者
洛色林（Roscelinus，约1050—1125年）生于法国贡比涅，他是唯名论的真正创始人，他把贝伦伽尔在圣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唯名论倾向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洛色林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并无客观实在性，它们充其量只是代表个别事物的空洞的“记号、词语、名称”（“唯名论”因此而得名，洛色林也因此而成为唯名论的创始人）。
4、阿伯拉尔
阿伯拉尔（Abailardus，1079—1142年）出生于法国南特的一个骑士家庭，他年轻时曾拜洛色林为师，但不久就因对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不满意而转投到实在论者门下。但由于实在论仍然不能使他信服，阿伯拉尔从1115年开始自立门户，他的论文《论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整体》也在1121年的索松宗教会议上受到谴责。晚年的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论辩证法》和《我的苦难史》等许多著作，成为经院哲学中最精通辩证法的思想大师。
“理解导致信仰” 与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的观点相反，阿伯拉尔主张“理解导致信仰”。安瑟尔谟把信仰当作理解的前提，阿伯拉尔则把理解当作信仰的前提。前者只是想用理性来论证信仰，理性只不过是为信仰装点门面的工具；后者则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要求通过对每一个词语或概念的理解来树立起正确的信仰。正是由于将理性确立为最高的权威，阿伯拉尔主张对于以往的一切权威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不应该不加怀疑地予以接受。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各种疑问的辩证考察，才能最终获得纯正的信仰。
当然，阿伯拉尔本人并不想动摇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信条，他只是想通过辩证法使这些教义和信条变得更加合理和令人信服。他反对的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真理，而是教会权威对这些真理的解释以及一般信徒对于这种解释的盲目崇拜。
概念论 面对着波菲利提出的关于共相（或种属）的三个问题，阿伯拉尔的回答具有深刻的辩证内涵。他既反对安瑟伦把共相说成是独立实体的极端实在论，也反对洛色林将共相仅仅看作名称或声音的极端唯名论，在综合各种对立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论的观点。他的概念论具有一种折衷或妥协的特点，尤其是他把共相归之于“神的心灵的那个共同概念”，这就为后来的实在论者（如托马斯·阿奎那）用上帝心中的理念来说明个别事物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外，阿伯拉尔的温和态度也影响了实在论者，使得他们尽量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把唯名论的观点包容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思想
在推动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一位阿拉伯—西班牙的哲学家阿威洛伊（Averroe，1126—1198年，其阿拉伯名字为伊本·路西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位阿拉伯哲学家把阿尔弗拉比、阿维森纳等“伊斯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融汇于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中，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核心的阿威洛伊主义。阿威洛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从表面上看是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直接抵牾的，因此遭到了罗马教会的坚决抵制，他所评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也再一次遭到了罗马教会的禁绝。但是一部分具有深远眼光的经院哲学家从阿威洛伊所宣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发现了有利于基督教神学的东西，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罗马教会终于在1231年下令解除了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查禁，并且号召经院哲学家按照教会的精神去研究和解释它。从此以后，亚里士多德主义就逐渐取代柏拉图主义而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院哲学中，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条的最高典范，就是托马斯·阿奎那。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