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法律是制度系统中原则性层次。
政策层次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是指通过法律或根据法律原则尤其是宪法性法律原则，来确立社会系统内的价值结构、社会关系结构、成本和收益结构，以及权利结构。例如，公共资源占有中的“宪法层次的活动”，就提供了设计集体选择的规则，而个人行动的计划只能算是一种策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则。①政策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行动者之问有秩序的关系集，关系集包含了行动者的权利、责任，以及其他行动者的权利、特权等。
政策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也确定了行动者的选择集，即根据行动者的资源地位界定他们的行动选择范围。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和习惯，而且这些偏好和习惯可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制度安排会通过限制或其他激励机制来修改和调整选择集，缩小偏好的范围或调整偏好顺序，因此，制度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特征。
在组织层次上，制度性规范与治理结构相关联。制度设置确定了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运作机制和性质。例如，市场导向的、政府导向的以及混合型的治理结构，它们之间的差别取决于它们所遵循的不同行动规范或规则。市场导向的治理结构，反映的是组织在行动选择中遵从市场的规则或规范；政府导向的治理模式是指组织行为所遵从的规范以行政性命令和指导为主；混合型的治理结构代表组织行为规范既具有市场特征，也具有行政性特征。
在操作层次上，制度的作用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具体行动，因此，操作层次上的制度实际属于制度的操作或实施与执行系统。这一层次的制度就是根据政策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确立对制度的目标行动的具体对策，如奖励、惩罚、禁止和限制等具体规则，来控制个人的某些行动。在这一制度层次，不仅要确立目标行动的主体类型，也就是对制度需要调节的对象及其行动类型进行划分，同时还需要确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此外，有效的操作制度还需要明确实施对策的主体，也就是由什么组织来负责实施奖惩措施，以及如何保证相应的组织能够负责实施。制度系统内的不同层次的规则设计或规范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力量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动。通过系统力量的作用，使得多数人的行动选择可以限定在制度所确立的范围内，或在制度设计所预期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一体化、社会行动的有序化。
当然，制度系统内的各个层次的规则、规范及其作用也并非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某一层次上的某些规范内容和规范结构的出现，通常与其他层次上的某些规范内容和结构的出现和变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层次的制度属于条文中的制度或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只有在操作层次上，才能变成行动中的法律或制度(law in action)。因此，操作层次上的制度在制度系统内虽然属于最具体、最低的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是制度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制度的效果。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有法不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反映的便是制度在操作层次上的低效力，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对个人的实践行动并未发挥实质性的制约和规范作用。
从法律和制度条文到法律和制度的执行实践，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连接环节，那就是中间层次的制度，它属于组织或机构设置体制。制度系统中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组织机构保证，制度规则或规范就不可能落实到实践中去。所以，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既要注重规则的设计和制定，同时还需要根据规则或规范内容及特征，设计相应的机构组织，以使得规则规范能够被执行落实。
二、社会制度的类型
社会制度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其形式和内容复杂多样，从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对社会制度加以分类分析。
(一)文化、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 首先，从人类活动领域来分，或者是从制度的内容结构来分，社会制度可分为文化制度、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当然，人类活动领域并不仅仅局限
在四个方面，这四种类型的制度是根据制度内容对人类社会制度所作的一种概括和分类。在这四类制度中，实际还会包含许多划分更细的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中就包含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等。吉登斯从制度结构的角度也将制度分为四种类型：文化制度(符号秩序／话语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他看来，制度结构不外乎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表意结构(s)，二是支配结构(D)，三是合法化结构(I)。每一种制度都包含了这三种结构内容，制度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因为结构顺序和组合方式形成的。四类制度与结构内容的关系如表12—1。
表l2—1制度结构与制度类型
表意结构是指对符号、价值、意识形态意义的表达，支配结构是指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规定，合法化结构是指让价值和规则合法化的途径。在文化制度中，表意结构是首要的，其次是支配和合法化结构。象征与意义是文化的内核，因此意义表达在文化制度中具有首要性。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支配结构都占据首要位置，表明政治经济制度首先要调节和规范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支配结构也不完全相同，政治制度的支配结构主要涉及权力的界定，而经济制度的支配结构是对分配的规定。在法律制度中，合法化结构是首要的，因为法律制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合法性问题，合法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是否服从或遵守制度规范。
(二)内在与外在制度
制度是制定出来的行为规则，那么规则又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根据制度规则的来源，制度也可划分为两类：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礼貌是内在规则的例子，它向人们传输了共同体成员所遵守的、正确而合乎伦理的准则。由议会或政府机构颁布的民法或交通规则是外在制度的例子。”
内在制度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主要有：(1)惯例(conventions)，即人们在生活和交往中自愿遵循的某些习惯性的行为模式；(2)内化规则(internalized rules)，也就是人们根据经验把一些价值、道德内化成自己的行为准则；(3)习俗和礼貌(custom and good manner)，是指在共同体或群体内形成的习惯性行为规则。正式的内在规则(formal internalized rules)也是由经验演化而来的，但它是在一些组织内部被正式确定下来并得以强制执行的，如一些协会或行会制度、仲裁制度等。
外在制度的显著特点是由权力机构设计制定出来、自上而下、由外部执行的。也就是说，外在制度不是在群体内部产生的，也不是从群体成员的生活经验中演化而来的，而是从上到下制定出来的。因此，外在制度一般都是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括：(1)行为规则，即由外部机构确立的行为规则。(2)具体指令，也就是针对具体目标和行为后果而设计和下达的命令，如税收制度。(3)程序规则，即对各种行动主体的行动或办事程序所设计和制定的规则，如各种程序法、行政规章等。
由于内在制度是从群体内部由经验演化而来的，而外在制度是自上而下被设计和制定出来的，所以内在与外在制度的作用方式也存在一定区别。内在制度更多地依靠群体压力和个
体的内在自律而起作用，外在制度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制执行。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由于作用方式不同，所以在社会秩序构建中通常有互补的功效。在内在制度失灵的时候，也就是人们不自愿遵守内在规则时，制定相应的外在制度也许能起到弥补作用。而在有些情况下，外在制度难以进入或还没有进入的领域，建立和发挥内在规则的作用也有着重要意义。
(三)制度规范的类型
在关于制度规范类型的讨论中，科尔曼曾根据规范对焦点行动的作用方式以及规范的目标行动者和受益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对制度规范进行了分类。所谓焦点行动，是指规范可能涉及的行动，如禁止吸烟规范的焦点行动是吸烟行为，目标行动者就是那些吸烟者，受益者是指规范影响范围内的群体成员。按照目标行动结构关系的不同，可以把规范分为：(i)禁止性规范与指导性规范；(2)同一性规范与分离性规范。
禁止性规范是通过设立权威性、强制性命令来阻止行动者做出某些行为。禁止性规范实际是一种禁令，如禁止个人或集团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而自行打井取水的行政性命令、禁止个人或集团从河道开渠引水的法令、禁止开荒的命令等，这些规范向行动者发出的都是一种否定性的信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刺激制约行动者的某些选择，同时，禁止性制度规范由于是对危害风险极大的行为所作的预防和禁止的规定，因此，禁止性规范还需要与有效的惩戒和制止机制相配套。例如，交通条例中也包含许多禁止性规范，如红灯和禁止通行等，如果没有对所禁止的行为采取有效的惩戒，那么，禁令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与禁令不同，指导性规范通过规则设计来激励行动者去选择某种行动，而不选择反方向的行动。如指导性节水规则，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安排、成本一收益安排等制度性规则安排，引导人们选择节约用水行为的概率提高，而选择不节约或浪费水的行为概率降低；又如指导性环保制度规范，通过选择集合的安排，给人们提供行为选择的导向。指导性规范并不需要强制力和权力，通常是运用价格机制和奖惩机制来达到调节和控制社会行动方向的作用。
在社会系统内，规范所涉及的受益者、利益相关者，以及作用的对象或目标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结构关系，概括起来说，这种结构关系有两个极端的形式：
一是同一的关系，二是分离的关系。前者表明受益者和目标行动者是完全统一的，例如，在公共领域内的公约或共同规则，它约束着所有成员的行动，同时每个成员也是这一规范的受益者。如在节水型社会建构中，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参与到节约用水的行列中来，那么在制度设计中就需要设置同一性的制度规范，引导社会成员遵循节约原则，防止浪费和污染水的行为。
分离性的规范是指目标行动者和受益者是彻底分开的。例如，对罪犯的惩罚规则，目标行动者是罪犯，很显然受益者是民众而不是罪犯。在两种极端的规范类型之间，还有中间的形式，如在目标行动者中，其中的一部分是而其他不是受益者，同样在受益者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关系。分离性规范的确立，主要是针对制度安排所要制约的行为，如节水制度所要制约的目标行为就是那些不合理的用水行为。
此外，在公共领域内，制度规范的类型还可根据其产生的过程分为约定俗成的规范和权威倡导并推行的规范。约定俗成的规范是在一定的社区内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达成的默契和共识，这些共识逐渐成为人们行动选择的共同向导，并且可能以习惯以及诸如禁忌之类的习俗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人们行动的基本规范。此外，约定俗成的规范也可能是人们对某种行动模式的认同和遵从。约定俗成的规范是人们在日常世界里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基本的行为规则，例如传统社会中农时规则，就属于指导农民生产行为的一种规范，这一规则鼓励农民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另外，人们在日常世界中通过文化的创造，也会自然建构一套法则或规范，如民间神话、传说、禁忌、图腾等等，都在一定意义上向人们提供行动的规范。民间自发形成的规则和规范，是传统社会或者说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具有制约集体行动选择，维持集体秩序的有效途径。正是由于规范是自发形成的，因而
也是人们在选择过程中自觉遵循的规则。
由权威倡导和推行的规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动禁令或指令，这种规范一般代表权威的意志和声音，即有一定影响力的在某个方面占有重要位置的个人或团体所表达的意志和要求。通常情况下，权威性规范是在对相关问题的科学研究或论证后，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形式形成的制度规范。这类规范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的设置建立在权威性的认识基础上，即具有科学合理性。例如，西方一些国家取消死刑的立法，并不仅仅是一种人权价值观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其社会现实的实证研究结果而提出的。较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其社会中，死刑并没有对降低恶性暴力犯罪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取消死刑也没有出现恶性暴力犯罪的增长。由此得出的科学解释是死刑的刑罚对诸如杀人等恶性犯罪没有明显影响。因此，取消死刑不会带来消极社会效应，相应的其积极意义就会增加。所以，权威倡导的规范通常是在权威性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此外，权威倡导的规范也可能是某些集团首先提出并逐渐合法化的制度规范。如一些法案的形成，通常可能就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表达和实现，也就是说，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合法的立法程序，把本集团的利益需求变成共同的规范(见表12—2)．
表12—2制度规范的类型
三、社会制度的功能
在社会系统中，“规范”、“规则”等概念是人们谈论最多的问题。社会学家所讨论的个人行为、社会行为，基本上是把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先决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受到某种规范的制约和影响。即便看上去是所谓的纯粹个人行为，也会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相联系。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制度化的价值系统当内化入个人的个性时，就能足以‘驱动’经济生产，完成无数的工业化劳动，并且使制度调整以及与这一过程有关的政治结构合法化。”
科尔曼也认为，规范既是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描述社会功能的重要概念。尽管科尔曼也关注理性选择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只把追求个人最大限度的效益作为行动的原则，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忽视了规范在建构社会系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诚然，规范不是社会既定的东西，而是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在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人们总是会按照一定的规范来行动。换句话说，规范总会制约和影响个人或社会系统的行为。因此，只看到行为本身，而不能看到行为背后的规范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解释社会行为的规律。
(一)制度规范的功能
制度规范的社会功能，总是与个人或集体行为相关联。制度规范在社会系统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我约束和管理的环境。尽管规范中隐含着某种强制性的惩罚，但是，规范的作用主要还是通过内在化的价值，在实践中指导个人的行动方向。
制度规范对社会行动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规范会告诉人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任何类型的规范都与价值评价有着一定的联系，在规范体系中，包含着人们对不同行动选择的价值评价，向人们显示什么样的行动是合理的、值得的，应该予以肯定和选择，哪些行为是不合理的，不应该选择。
第二，规范告诉人们哪些行为可以选择，哪些不可以选择。规范系统犹如一种行为的奖惩系统，规定了哪些行为将受到奖励，哪些行为将受到惩罚。奖惩的规则告诉人们何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