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贤（2008）在《低碳经济论》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6]
李建建、马晓飞（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发展模式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适应和减缓地球气候变暖；其本质是通过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重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7]
目前比较广泛引用的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将低碳经济界定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8]
五、关于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关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已经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都考虑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近，理论界开始关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杨志、张洪国（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经济方式，是高碳工业化时代最具有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而循环经济作为以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特征的经济方式，即便在低碳经济时代也是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绿色经济是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灰色经济的一种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构建这种绿色生态经济的方法或实现这种环境的路径。人类经济活动正在走向以“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为此，除了要构建以低碳为主的经济结构，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和新产业崛起之外，除了要实现能源产业的清洁绿色之外，还需要整个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加工业，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否则，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不能实现。[9]
方时姣（2009）认为，首先，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向是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最佳形态；其次，发展绿色经济要求人们经济活动从高耗资源能源、高污染环境与高损害生态的非持续发展经济到资源能源消耗最少化、环境污染最轻化与生态损害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根本转变。因此,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可以说，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其三，发展低碳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最佳体现与首选途径，同时又向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中，“最少的废物排放”,首先应该是碳排放量最小化与无碳化。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10]
崔大鹏（2009）认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内涵宽泛，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外壳”；循环经济侧重于废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可以理解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方法论；低碳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质和灵魂，它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从而在操作中有明确的“抓手”，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主要路径。[4]
六、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机制和政策研究
（一）分析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与潜力、机遇与挑战
庄贵阳（2005）认为，面对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和重化工发展趋势下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中国只能寻求低碳发展路径。[2]庄贵阳（2008）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开展CDM项目的主要战略国，是目
前全球CDM市场减排的最大供给者，这是中国的机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存在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及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11]
胡鞍钢（2008）指出，我国高密集的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方式使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所在。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的共同挑战，仅靠一个国家的努力远远不够。提出通过广泛国际合作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国际合作包括政治协商、科研合作、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12]
付允、汪云林、李丁（2008）阐述了低碳城市的理论内涵，介绍国内外典型低碳城市的发展现状，提出能源发展低碳化、经济发展低碳化、社会发展低碳化和技术发展低碳化的低碳城市概念。[13]
潘家华（2009）认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发展林业碳汇的空间有限，针对这样的约束条件，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措施：第一，提高能源效率；第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三，引导消费者行为。[14]
（二）采用技术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相关问题
张雷（2003）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15]
陈文颖、高鹏飞、何建坤（2004）用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减排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若从2030年开始减排，减排率为10％～46％时碳边际减排成本在45～254美元/t之间；实施碳减排将导致化石能源等影子价格的上升、各种能源服务需求的下降，还将引起终端以及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最终，能源消费量将由于燃料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服务需求的减少而减少，在高减排率下一次能源煤的比重将大大下降，而低碳和无碳能源特别是核能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16]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根据1960-2002年各国人均CO2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得出，部分国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部分国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7]
林伯强、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和在二氧化碳排放预测的基础上预测两种方法，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拐点和预测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中国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即在2020年左右出现拐点。但实证预测表明，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2）除了人均收入外，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能源强度中的工业强度。所以，要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关键是降低能源强度，尤其是工业能源强度。[18]
付允等（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19]
谭丹等人（2008）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几年来的碳排放量，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得出：我国工业行业中碳排放量大的行业主要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等重工业行业，而诸如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行业的碳排放较小。[20]
（三）碳预算方案、方法论研究
潘家华、陈迎（2009）提出，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不同于分时段、临时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途径，这样的碳预算方案是一
个全面涵盖的整体性一揽子方案。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21]
潘家华、陈迎指出，碳预算方案的方法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例如目前的计算过程中，所有累积排放的计算都采用直接累积方法，从科学角度看，排放对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程度随时间衰减，应该引入衰减函数，采用衰减法进行累积排放的计算。但衰减函数的精确计算需要复杂的气候模式，尤其是涉及未来排放路径对大气浓度的影响，没有观测数据的校正，不确定性很大。从定性角度看，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多，未来有条件大幅度减排，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未来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因此，引入衰减函数进行累积排放的计算，淡化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对发达国家是有利的。碳预算方案的方法论中有一些参数的选择可能引起争议。例如，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历史累积排放计算的起始年等。有些争议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有些则可进行敏感性分析，来研究这些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21]
（四）碳汇⑦与农林和其它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林业碳汇是重要的发展机制之一。林业碳汇是指，植物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潘家华（2001）认为，碳汇即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机遇。[22]
王岩、李全修（2009）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因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仍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由“农林和其它土地利用”（AFOLU）所产生的自然碳汇活动成为发展低碳经济极为重要的议题，并将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目前，尽管中国已在CDM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领先，但主要分属于能源活动和工业活动领域，除了几个试点性的林业碳汇项目外，基于AFOLU活动的CDM项目极少。发挥AFOLU活动的最大碳汇潜力需要具备的重要基础是林地的产权保护。建议政府在AFOLU的碳汇价值评判、农林地权属和流动等方面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创新，将引进的、研究制定的CDM标准、规则和技术应用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不同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以促进AFOLU所产生的自然碳汇能力的不断提高。[23]
七、碳排放权交易
（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实践
《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交易是发达国家间遵约的机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指标的国家，可以将其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未完成减排义务的国家，以实现其减排承诺；联合履行机制也是发达国家间的遵约机制，国家间通过项目合作，一些国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可以转让给其他国家；清洁发展机制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机制，是指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核证减排量。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减排量在经过国际机构核证后，可用于抵减发达国家承诺的约束性义务。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获得剩余碳排放额度的最终手段是采取低碳技，低碳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则需要借助市场的激励作用来实现。
三个借助市场运行的机制具有“境外减排”的特点，即不是在本国实施减排行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的减排成本和路径。其中蕴含的思想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对大气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由于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等，即使采取同样的行动，其所需的减排成本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客观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减排成本差异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京都议定书》三个机制是基于市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政策和刺激手段。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就像股票交易制度一样，需要一个交易平台。虽然，目前碳市场规则还在制定、完善中，尚未形成全球市场，但是，各国、各地区都在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的碳市场。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29个国家、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美国也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于2003年成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市场交易平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碳市场成交额的增长速度惊人，2008年成交总额为1263.45亿美元，预计2012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24]
近两年，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发展迅速。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73%，2008年占到84%。杨志、郭兆晖（2009）认为，虽然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所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它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发达国家正在全力吸引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如2008年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为11欧元/吨左右，而同样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欧洲市场交易的欧盟配额的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19欧元/吨。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如果不尽快发展碳交易市场，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将重蹈在国际石油市场和钢铁市场中丧失定价权而受制于人的覆辙。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24]
中国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8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成立，9月25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虽然这三个交易所只能从事清洁发展机制下的交易，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节能减排开始通过建立市场化机制、通过专业化平台来运作，不再仅仅依赖行政手段。
（二）碳排放权交易研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研究的文献出现的较晚，直到1998年，才有一篇文章发表，2003-2005年发表的数量只有11篇。从2006起，开始关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研究，仅2006年就发表了11篇。之后逐年增加，到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大会闭幕为止，已发表了50篇左右。在前几年的文献中，报纸居多，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近两年，伴随着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潮，以期刊形式发表的系统的理论论述增加。见图3。
图3：碳交易文献数量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陈文颖、吴宗鑫（1998）提出了两种综合考虑公平和效率的碳权混合分配机制，并确定了碳权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对全球碳权交易情况进行模拟。此外还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不同碳权分配机制对全球碳权交易收益的影响。[25]
刘伟平、戴永务（2004）对国内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进展、碳排放权交易中各国初始碳排放权的合理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中国林业的影响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述评。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