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经意间，拱手送给了“八大山人”，成为了“八大山人纪念馆”。 这个鹊巢鸠居的因缘与结果，可能是徐忠庆在制造这一谎言之初，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种经验和教训，也许是值得今天倡导“实事求是”的我们，要去进行深刻反思和铭记在心的。
（待续）
《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之九
《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之十
萧鸿鸣
5、谬种的辩证和三十年的大讨论
谬种的迁延，在持续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随着“八大山人研究”步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并由此而形成了“八大山人研究学”，许多有识之士的参与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八大山人”和“朱道朗”的史料，被许多学者发现并得以公布。海内外的一些学者们渐渐地发现，“八大山人”在1644年明朝灭亡后的佛门释家生涯及其生平事迹与行踪，与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的身份、行踪具有着完全不相吻合的巨大差异，“八大山人即朱道朗”的这一巨大谬误，才在学术界被发现并给予公布。“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问题，开始逐渐被学术界视为“问题”，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证和讨论。 为此，这些学者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基础上，对“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二者在“入佛”、“为道”，行踪、交游，作品、思想等诸多问题上，进行了全面、大量而细致的甄别和剥离；对“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各自生活过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考古发掘。经过学者们近三十年的不断探索、辩证和研究，先后有王方宇、叶叶（吴同）、汪世清、萧鸿鸣等众多的学者，陆续写出了一批史料翔实、考证严谨、结论客观的研究文章和论著。这些文章有（此处所举之文章，仅限于有涉“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相关研究内容，不包括单独对八大山人艺术之研究、无涉“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论文和文章。）：
王方宇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有：
《八大山人书画纪年方法》台湾《中央日报》1968年11月8、9日。（方宇先生在该文中，因没得到第一手文献，故在文中说：“近年颇有人努力研究（按指李旦），??又根据《青云谱志》说他（按指八大山人）就是创建道观青云谱的朱道朗，并且把南昌的青云谱道观改成八大山人纪念馆”，但是对李旦之文和“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之说，保留了相当的谨慎。） 《论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中的八大山人生卒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39卷第1、2期合刊，1969年7月31日。
《故宫〈传綮写生册〉与八大山人早期作品》台湾《书画月刊》第5、6期，1970年7月30日。
《八大山人对齐白石的影响》台湾《大成月刊》第20期，1975年8月1日。 《八大山人诗试解》台湾《大成》第15期，1975年9月1日。
《八大山人的〈世说新语诗〉——“不可解，则可不解。不解，以不解解之》台湾《大成》第22期，1975年9月1日。 《八大山人的书法》（上）台湾《艺坛》第91期，1975年10月。
《八大山人的书法》（下）台湾《艺坛》第92期，1975年11月。
《八大山人和朱道朗》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第一期，1976年7月15日。 《八大山人对吴昌硕的影响》台湾《艺术家》第19号，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书法编年》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学报》第2期，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共同友人》台湾《大成月刊》第54期，1978年5月1日。
《两部八大山人书中书画的真伪问题——同形异本》香港《大成月刊》第54期，1978年5月1日。
《八大山人论集》（该论文集，首次将散发在全球各地、各种学术刊物的有关“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与“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研究文章集于一书。王方宇先生还在每一篇文章之后，均以跋语的形式，指出其关键性的问题、文章当中的错误、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对以后学术界“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研究、辩证和深入，具有开创性、提出问题、以及对整个研究界，均具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功绩。）上、下，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元月印行。
《研究八大山人诗的先决问题》台湾《八大山人论集》第477至495页，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元月印行。
《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八大山人纪念馆编《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选集，1986年10月。
《有关八大山人〈木瓜图〉册页的一些问题》八大山人纪念馆编《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个山小像题跋》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六卷第十期，1989年1月。 《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 Shanren(1626-1705)》（即《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1626—1705）》，其内容在鸿鸣1997年11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中，有详细介绍。因该著作在中国大陆无翻译本，鸿鸣的藏本，系方宇先生亲赠，故依原文照录。），美国耶鲁大学，1991年。
《八大山人的语言文字》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1996年。 《中国名家法书?9?八大山人?法书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中国名家法书?10?八大山人?法书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叶叶（吴同）先生的文章有：
《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该文以振聋发聩之声，驳斥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中的诸多谬误，以八大山人遗留在同治《临川县志》当中的十首诗为基础，论证了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的关系并非李旦所说“诱使他为清廷效劳”的一段史谜。并以大量的史实，揭开了八大山人在临川，朱道朗在南昌青云谱两人的不同行径，两人一释、一道的身份。第一次在文中明确地向读者发出了“八大山人只是八大山人，朱道朗只是朱道朗，原自二人，岂可一之！”的呐喊。为以后“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辩证，起到了掣领先河的作用。），台湾《大陆杂志》1975年12月15日，第6期。
《论朱容重、牛石慧与八大山人的关系》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1期。1976年7月15日， 《〈八大山人和朱道朗〉读后》台湾《大陆杂志》第53卷第6期，1976年12月。 《从〈个山小像〉论八大山人的身世问题》台湾《大陆杂志》1977年6月15日，54卷6期。
《八大山人原名朱议冲的商榷》台湾《大陆杂志》1982年2月15日，64卷2期。 《读朱道朗跋=（月瞿）仙〈筮吉肘后经〉后——再论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台湾《大陆
杂志》第65卷第5期，1982年11月15日。 《八大山人的身世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54卷第6期，1977年。
饶宗颐先生的文章有：
《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明遗民书画研讨会纪录》第八卷第2期，1976年12月。
《八大山人〈世说诗解〉——兼记其甲子花鸟册》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明遗民书画研讨会纪录》第八卷第2期，1976年12月。
《日本东京金冈氏藏个山〈癸年画册〉跋》1983年 《八大名号与禅学》1987年。
《八大二字与哭笑问题》1987年。
《禅僧传綮前后期名号之解说》上海《多云》第十五期，1987年10月。 《〈传綮写生册〉题句索隐》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1988年11月。 《八大绘画构图与临济曹洞法门》1991年。 《〈个山小像题语〉之禅宗典掌》1991年。 《〈传綮写生册〉题句笺》1991年。
汪世清先生的文章有：
《八大山人小考》香港《大公报》1982年11月7日（该文系汪世清先生第一次涉足“八大山人研究”领域之文章。文章延续并展开叶叶先生在《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一文中讨论的诸多问题，以八大山人遗留在《临川县志》当中的诗，论证了八大山人“在康熙丁巳（1671）和辛丑（1681）之间，他仍然为僧而不是为道，也不是亦僧亦道”的重要史实。同时驳斥了李旦《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中的诸多谬误，并得出了“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相交很深，而且八大山人是十分珍惜这份友情的”的结论。）。
《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八大山人小考之二》香港《大公报》1982年12月5日（该文以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手段，考证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交游不同的史实，再一次以铁的事实，向研究界发出了“朱道朗绝不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也绝不是朱道朗”的呼吁。）。 《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第2期，1983年（）。 《八大山人的名和号——八大山人小考之三》香港《大公报》1984年3月11日。 《八大山人的“病颠”问题——八大山人小考之四》香港《大公报》1984年7月1日。 《清初四大僧合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五卷，1984年。 《八大山人的诗和文——八大山人小考之五》香港《大公报》1985年1月13日。 《八大与天外——八大山人小考之六》香港《大公报》1985年4月6日。
《南州喜晤黄砚旅——八大山人小考之七》香港《大公报》1985年11月16日。 《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北京《文物》杂志第8期，1986年（汪世清先生在该文中用乾嘉学派的方法，立足《青云谱志略》的史实，第一次对朱道朗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证，综合以往八大山人研究诸问题，以“行踪分辙”、“交游各友”、“佛道殊途”章节，系统而掷地有声地，向世人论证了“八大山人就是八大山人，朱道朗就是朱道朗，他们是两人而非一人”的史实。）。
《八大山人与林木文》香港《大公报》1988年5月9日。 《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上海《朵云》杂志第4期，1990年。
《三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香港《名家翰墨》第五期，1990年（该文在前诸文论的
基础上，以八大山人《个山小像》与朱道朗《良月炼师像》进行比较；以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晚年“不同归宿”的证据，第一次提出了“伪始何时”的问题，并指出了重修《江西青云谱志》的徐忠庆把“这种鱼目混珠的有意作伪，目的是要用八大山人来抬高朱道朗，从而抬高自己”的作伪目的。）。
《八大山人的家学》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8卷第12期，1996年。
萧鸿鸣的文章及著作有：
《洪崖——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第2期，1993年（该文以研究界从未涉及的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同时并存于南昌西山的一段史实，将朱道朗在西山做道士的时间，与八大山人出家前的王孙身份进行比较和考证，辅之于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完全不同的作品情感及相关文献和史实，得出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两人早期虽同处西山一地，但其行踪不同，思想和感情不同的史实，为辩证八大山人不可能是朱道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1月（该书为第一部八大山人生平之著作，以最新的八大山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书中明确地以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完全不同的行踪，交游、作品进行分条缕述，并将新发现的文献和史料予以公布，又以大量的注释，对前人未曾涉足的八大山人与朱道朗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以后的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进一步辩证，提供了脉络清晰、文献来源及检索的便利。书籍出版后，为十多年来“八大山人研究”界和“八大山人研究”的学者们，常引用和必备之工具书。亦因为该著作是第一部全面考证八大山人生平，及全面反映八大山人作品之著作，而获得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
《八大山人印章款识的含义及变化》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博》第4期，1998年。 《八大山人印款说》（该书全面考证与阐释八大山人的印章和款识，将历年讹误的朱道朗名、号与八大山人的名号进行了剥离，并指出其谬误所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5月。
《南方文物?八大山人专辑》第1期，1999年，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博物馆馆刊，其文章包括：
《也谈八大山人的几个问题——兼致杨新“八大山人三题”》； 《八大山人与蔡秉公相交考》； 《八大山人与宋荦》；
《新见八大山人的款识和一封信札》；
《一峰还写旧山河——客观地评价八大山人的气节》； 《近在咫尺 同宗同源——八大山人与青云谱》（该文以“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回避的“八大山人与青云谱”问题，以史实为基础，正面、客观地第一次提出了八大山人与青云谱确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将所知的八大山人涉及在青云谱的诸作品一一列出。以直面的态度，指出八大山人有涉青云谱的作品，是因青云谱道士舒性的“两度相邀”，“以品茶的形式前往青云谱去过两次”的关键性问题。）； 《赝本之最恶者 不必明眼人始能辨之——八大山人的赝品》； 《八大山人绘画风格的传承与精神》； 《大俗则是大雅——八大山人诗偈选注》。 《八大山人牛石慧几个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该文以实地考察的调查报告方式，将地方史志中，记载八大山人三百年前在奉新出家的寺庙“耕香院”，牛石慧出家的“牛石庵”，由深山荒芜颓废的野地中找到，并取回实物。从而证实了八大山人在奉新做和尚之时，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