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表现为三种控制形式：（1）言语禁忌，（2）理性原则，（3）真理意志。 （三）“解构”（Deconstruction）
现代社会科学关切的是揭示有关社会状况的真理，与此相对，后结构的思想家则寻求理解真理的宣称借以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德里达著作中所阐述的解构策略，当属最为人知的“消解”现代真理宣称的后结构方法。这一手法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很重要，例如激进的后结构女性主义者就运用这样的方法来动摇父权制的社会实践。
在现代论述中，真理之所以可能唯有通过诸如此类的对立或对比：男人对女人，在场对不在场，同一对差异。解构就是有意地暴露和消解现代社会思想中“现实”得以呈现的这诸种对立。在德里达看来这些对立是很成问题的，因为：
·二元论忽视了类别内部的多样性及对立类别之间的共同性。
·二元结构建立了一种等级结构，借之第一类取得对第二类的特权地位。 ·第一类的特权之维持要靠贬低第二类。
解构旨在于揭露这种双数式的对立，这是现代人理解现实借助的方式。正是靠了这种结构，特定的身份或过程被特权化而其他的则被边缘化。
解构的第一步是暴露实体得以被界定的对立并反转它们，以使受贬低的被重新赋予价值。第二步则集中于去寻求居于二元之间的道路，从而打破二元，这样就能确认出一个完整的立场体系。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解构对推翻和重新确定当代实践论述中的基本对立是有用的，包括：正统对激进（orthodox/radical），保守的对社群主义的（conservative/communitarian），社会控制对社会照顾/关怀（social control/social care），个案工作对社会行动（casework/social action），甚至可帮助社会工作者重新思考在公共服务与市场（public service/market place）之间划分出的对立。通过揭露并打破已成批判社会工作图景中不可置疑的一部分的那些对立，有可能使有关激进实践的理解多样化。 （四）福柯的“权力”观
对权力的理解上存在两种传统：一是“利益冲突模式”（强调掌握权力一方对受支配一方的支配，并从这种支配关系中获取利益。如米尔斯将权力视为一种零和现象），二是“权威—合法化模式”（要充分考虑权力与强力之间的区分，考虑权力的合法化、和作为群体一致行动媒介的作用。如帕森斯把权力看作是“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动调动资源的一般化媒介”）。都把权力看作一种实体的物，权力理论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为一种能力理论。
萨维茨基（Sawicki）指出，福柯特别反对权力的“法律—演绎”模型（’juridico-discursive’ model of power），这是自由派和革命派的权力理论都基于的一种模型。法律话语权力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1）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阶级或被人民）；（2）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3）权力是以镇压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
福柯认为这种模型视权力为个人的所有物而且是一种强加的力量，对于理解现时代权力通过地方性实践而发生的运作是不适宜的，这种权力运作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他指出福柯虽然未致力提出一种权力的理论，但在他著述中阐明了权力分析的诸多原则。福柯对待权力的方法包含下列要点：
1、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拥有的
（Power is exercised rather than possessed.）
在现代，权力不再能被视为纯粹个人或国家的所有物。相反，权力无处不在。（Power is everywhere.）“权力通过最小的单位起作用：家庭、性关系、居住关系、邻里，等等??权力是在那里流动的事物，它行动，带来效应。”理解权力不能是通过分析国家或一个统摄一切的社会结构而得到，注意力应该对准它是如何在具体的行动场景中行使的。换言之，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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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据一个总的统摄性的原则辨认出谁或者什么东西是压迫者、被压迫者，而是去理解权力得以行使和地方性地维持的那些实践。个体并不拥有权力，但个体在历史和场景中的位置塑造了他能够行使的权力的种类。“它不由任何人持有，但人们和人群被不同地置于它其中。”（It is held by no-one: but people and groups are positioned differently within it.）
2、权力主要不是压抑性的而是生产性的
（Power is not primarily repressive, but productive.）
权力是生产性的在于它构造事物，构造论述、知识和自我诸如此类的东西。福柯的理论绝不忽视个体，权力是通过个体行使的，因为权力对个体进行分类，将自身与个体的身份连结在一起，加诸真理的规律于其上。
福柯指出了现代社会科学以及所谓助人专业、人类服务对于国家控制的作用，但他也指出不可简单化地以为人类服务的运作只是单纯施加国家权力于个人之上。他认为人民也情愿性地参与进了现代权力形式的运作当中，因为权力不只是征服他们，而且也生产出他们的自我同一感，引发快乐，或提升他们的个人能力。简言之，无“自我”是没有权力的，或说，没有无权力的“自我”。（There is no ‘self’ without power.）福柯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来指权力的这种当代实践，它是从属的形式，是各种时间表，个体情愿将自己交给它们以便创造出一种特定类型的自我，身体或灵魂。权力的这些个体化的形式联系于总体化的权力。
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权力运作的复杂情形，特别是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意识到地方实务场景中权力的多种可能性。
3、权力在分析上应被看作是自下而上产生的
（Power is analysed as coming from the bottom up.）
同时，权力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而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 对比于批判的社会科学家所采纳的演绎路线，福柯坚持一种上升的分析顺序。福柯指出试图从分析上层结构而演绎出权力关系这样的分析解释不能抓住现代权力技术的多样的和分化的运作。他倡导从社会实践的具体场景中开始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优先顺序的问题。超级结构并不生产地方的权力关系，相反，是地方关系使全球性的权力现象成为可能。（The superstructure does not produce local power relations; rather, it is the local relations that enable global phenomena of power.）
在福柯眼里，权力乃人类天性，是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及能力。作为精神意念或生理能量，它无处不在，四处游动，凡有人群之处，就有权力斗争。
（五）从“自我”到“主体”：论述的作用
（From identity to subjectivity: the role of discourse）
后结构理论家拒斥人道主义的自我观念，那是一种统一和连续的自我。对福柯来说，这种稳定的人类主体的观念忽视了论述在建构自我中的作用。后结构主义者喜欢用“主体”而不是“自我”这概念来指称“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和情感，她对自身的感觉和她理解她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后结构主义者拒绝这样的观点，认为个体有先于社会的自我或本质，比如“妇女”或“无产者”。相反，一个人的主体是经由论述产生出来的。（One’s subjectivity is produced through discourses.）指出，“我们只能在可用论述的范围内说出自己或被说为存在??我们视为我们本质自我的根本指示的我们的愿望模式（诸如对自由或自主或道德正当的渴望），都没代表比论述更多的东西，而主体的位置是在我们可以拥有的它们（论述）中才成为可能。”
据此观点，自我是被归诸于我们的，它没有固定的意义，也不代表根本的本质。一个人的自我感是通过论述产生的，它建立了特定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诸如男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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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员或案主，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在某些场景中，特定的自我类别会成为中心，而另一些被边缘化。而且，由于在每个场景中通常有大量论述在运作，因此也有大量的身份会与那些场景中自我的建构有关。
在现代，以监狱纪律系统（边沁所发明的“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为模型社会规训统治，可简约成四条原则：（1）条块分隔；（2）程序管理；（3）训练考核；（4）统筹规划。中间还有“检查”这一显著结合了知识与权力的方式，一起构建成自我。“现代人的主体化”过程恰是被规训的过程。
现代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都使用身份的范畴，似乎它们反映了“现实”或一个人的“本质”。事实上，批判的实务工作者就倡议用身份范畴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而后结构理论则强调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按后结构的立场，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需被看作是不确定的、矛盾的和每次当我们说话时就在重新构建的。而因自我借以建构的论述经常是不连续和内部不一致的，各种构成身份的主体性也很可能是被矛盾地经验到的。这就对当代社会运动常用的集体认同的实践构成了质疑。
依此见解，为我们可用或被我们排斥的论述与主体位置，极大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为政治实践指出的一个方向，就是去动摇那些使压迫得以持续的论述（它们通过使个人排斥那些无压迫的主体位置而做到这一点），及去动摇那些将个人束缚于狭窄的可能性当中的论述。One direction for political practices is that of destabilizing discourses that continue oppression by ex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non-oppressive subject positions or those that confine individuals to a narrow range of possibilities.例如，在当代某些女性主义的论述中，就在努力争取将暴力的“受害者”（victims）重新命名为“幸存者”（survivors）。
三、“后现代主义革命”
后现代主义革命是“日常生活的革命”。
福柯提出，用游戏和嘲弄的方式来打破习俗。“应该不修边幅，男孩应该留长发，看上去象女孩（女孩则反其道而行之）。应该戏弄、暴露、改造和颠覆这些悄悄地规范我们的习俗。”革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和攻击文化。打破束缚性欲的禁忌、限制和区分；建立公社；放松对药品的限制；打破一切规范正常人发展的限制。即一种“随时随地的反抗”，永久的、分散的反抗。后现代就是小团体泛滥的时代。
另外，不提倡建立理想王国。新型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反抗，而不是夺取政权。关心的是自己的自治、权利和自由。同时“权利”又是不断变化定义的。
西方一直以“树”的隐喻建立知识、社会的图景，导致国家式的政治思维。与此相对，应以“块茎状思维”来建立差异性和多元性图景。它是非地域的、“解辖域的”，是强调流动和异质性的。与此相连的思维方式是德留兹和加塔利所肯定的“游牧”思维。它是开放的、多样的、肯定的、自由的、无拘无束和有创造力的。现实当中网络世界可以类比于这种图景。
此外还注重从人的内心世界展开反抗。主要方式有博德里拉德的“内爆”式反抗和德留兹、加塔利所主张的“精神分裂”式反抗。
第五讲 后现代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一）倡导创造性
在大卫·格里芬看来，创造性是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许多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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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种动机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和平与后现代范式”，本书）
理查·罗蒂所要“重塑”的人的“自我形象”也是一种创造的形象：“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是去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曾经被浪漫主义用来赞美诗人的形象，而非被希腊人用来赞美数学家的形象。”（《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1987）
备受福柯推重的德勒兹认为，哲学活动就是创造概念。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新概念的创造者。
利奥塔鼓励人们寻找机会，特别是创造的机会。“人们是能够抓住有幸创造的机会的。” 福柯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将一张桌子、一棵树当作艺术对象，而不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对象。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是最好的艺术品。在与R·马丁的一次谈话中，他讲过一段名言：“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真正的著作，真正的爱情关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这场游戏之所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参与，就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其结局会怎样。”人生的真正乐趣就在于创造。
（现代人仅仅将创造看作是极少数人、特别是天才、艺术家的事，从而将创造特权化了；后现代思想还创造性于民，创造乃人的“天性”。）
福柯创造性地将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成功地结合起来。“知识型”、“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显出他思想的独创性。
德勒兹这位终生奔波在“思想高原上的旅人”，毕生致力于为哲学开拓一条新的思路，跳出“纯哲学”的高墙，与非哲学、与艺术沟通，激发创造的灵感。一生著述30余部，涉及哲学、电影、戏剧、绘画、语言、心理分析、文学及政治等各个方面，有“电影哲学家”的美誉。独特概念和方法如：“欲望机器”、“差异逻辑”、“茎块”、“精神分裂分析法”、“图解法”、“制图法”。
德里达的“解构”、“分延”、“增补逻辑”、“互文”；罗蒂的“协同性”、“陶冶”、“后哲学”；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增生”；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列维纳的“失眠”；利奥塔的“谬误推理”。
（二）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
德勒兹：多元论的观点——事物有许多意义，有许多事物，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是哲学的最大成就”。
要象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来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本文，意在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所谓“解构”，按照德里达的界定，就是一种“双重写作”和“双重阅读”。以倡导视角主义多元论著称的德勒兹和加塔利，为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与传统思维从一个概念的中心进行操作、运用固定的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再现现实这一路线不同，分析和研究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他们经常有意地变动概念的层面，转换研究的视角。《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二卷中，引进了与第一卷使用的框架和概念不同的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甚至改变了写作的风格”。
这种倡导与其对“本体论的平等”概念的信仰分不开：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屏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
对后现代的“平等”概念和“多元”概念的认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对话”的推重。伽达默尔将对话视作语言的本质和生命。而这种“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对话的本质并非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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