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对幕僚是非常尊重的，史料记载，曾国藩每天早饭一定要与幕僚一块吃。正是由于幕僚的这种特殊身份，他们来去自由，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一语中的，“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也就是与总督合则在，不合则去，当然，正是由于幕僚的这种特殊的身份，清朝有许多名人是通过幕僚这条路走上封疆大吏的，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
在议事厅里，有一组蜡像，展现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场面。
事情发生在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当时，森有礼及书记官郑永宁来署拜谒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的是解决朝鲜问题。公事谈完之后，二人就各自国家的改革变法产生了一番辩论。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及积极执行者。而森有礼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积极鼓动者。两国改革者的思想观念是不同的。“洋务运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借鉴西方一切利于发展日本的东西，包括思想和文化。正因为两国改革者的思想不同，反映在语言上当然不同。李鸿章首先请教森有礼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森有礼答道：“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李鸿章听后十分不满意，追问道：“日本西学程度有七分否？”森有礼答道：“还没有五分”。李鸿章追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么说没有五分？”旁边的书记官郑永宁解释道：“这是外貌，本质还没有学会”。李鸿章就服装一事发难道：“对于近来你们国家的改革很是赞赏，只不过对你们模仿欧风，改变服色一事很是不解。”森有礼平静回答：“我国旧有的服饰，宽阔爽快，只适合一些无事安逸之人穿着，无法适应我们现在的体制，现在这种新式服装很适合多事勤劳之人，对我国有许多补益呀！”森有礼的沉着应对激怒了李鸿章，他再次想刺激一下森有礼，他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言外之意，责怪“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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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忘了祖宗，忘了根本。森有礼马上加以反驳：“如果我们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便是仿照唐王朝的服饰对我国的传统服饰进行改革的。无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传统。”李鸿章仍然紧追不放，“阁下对贵国的服装舍旧俗而仿欧俗，难道一点都不感到可耻吗？”森有礼断然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甚至因此感到骄傲。”李鸿章退到最后一所防线，答到：“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森有礼反唇相讥：“难道你们现在的穿着是你们传统的服饰吗？这是清军入关后强迫汉族人接受的。”这时的李鸿章只得强词夺理辩解：“这是我们国内的变革，决不是欧俗。”
李鸿章及森有礼在这里的一场关于文化和服饰的辩论，只是问题的表面，而深层次地暴露出两国统治者对待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在观念认识和心态上的重大差异，反映了两国所进行的所谓变法、变革的重大差异，其结果在甲午战争中已见分晓，李鸿章苦苦经营了十年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受到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00多年前的这场争论，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二堂之后有一道内宅门，顾名思义，通过此门，便是总督署的内宅了。该门起到一种分隔空间的作用，它把总督署中路建筑分作两部分，前朝后寝，即内宅门之前为总督的办公区，而内宅门之内则为总督署内宅寝居之所。这种结构，类似于故宫，内宅门类似于故宫的乾清门，前为三大殿，后为内三宫。内宅门平时有门丁把守，署内外人员无事不得入内。
三堂院也叫官邸院，较为宽敞、开阔，院内种植有丁香、海棠、石榴等花木，生趣盎然。这里的海棠一红一白，春天来临的四月，海棠花争奇斗艳，蜂飞蝶舞，很是热闹。衙署之内栽种海棠，除美化衙署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在西周时期，周召公奭辅佐周成王时，经常在棠梨树下听讼断案，后人为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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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不忍心砍伐其树，后来以甘棠比喻惠政。《诗经〃召南》中专门有《甘棠》一篇，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悦。”诗中的大概意思是：“茂盛的棠梨树呀，不要剪不要砍，那是召伯住过的草舍，茂盛的棠梨树呀，不要剪不要折，那是召伯休息的地方，茂盛的棠梨树呀，不要剪不要碰，那是召伯的立脚之地。”后来衙门内取“棠”的谐音而栽植海棠树，象征着地方官要时刻听取民间呼声，行惠政之意，当然也算是形式上的标榜吧！
诚然，在直隶总督任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关心民事、清正廉洁的直隶总督，如雍正朝的李卫，乾隆朝的孙嘉淦、方观承、高斌等等。可是，衙门内裁植了海棠树，也未阻止一些直隶总督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甚至贪婪成性、鱼肉民众。
更有甚者，嘉庆年间发生的直隶藩司司书王丽南假雕印信、串通银匠虚收解款一案，竟涉及直隶总督颜检、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姜晟等嘉庆十年以前嘉庆朝的几乎历任总督，他们在任职期间，均有失察虚收银两的罪责，尤其是直隶总督颜检，竟然失察虚收银两达28万余两。由此可见，这几个总督对每年督察直隶藩库的职责，可以说是形同虚设，这也正是对栽植海棠树的莫大讽刺吧！
三堂正房五间，中间为穿堂间。是总督平时办公读书之处，根据建筑功能分，东为内签押房，西为总督书房。“签押”取“签字画押”之意，也就是办公室的意思。因处在内宅之内，故名内签押房。内签押房是总督平时批阅来文及处理公务之所，室内有书桌、书架等办公用品，内有木床一张，是总督暂时休息的地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曾国藩处理公务之余，常在签押房内休息。在内签押房的东墙上挂有一幅李鸿章的照片，这是1996年我国前驻美大使李道豫先生来馆，捐赠给总督署博物馆的。上面有宣统年间直隶总督端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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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几字，但具体题写时间已无从考证。据李道豫先生介绍，这是他本人一次出使美国时，一位当地美籍华人转送与他的。
端方是满洲人，鼓吹“新政”，曾与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并编篡《列国政要》一书，陈述“君主立宪”之说，最后死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任上，被革命党人枭首示众。端方又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创立了北京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陶氏博物馆，他也是收购外国文物的第一人。他使欧途中，途经埃及，曾收购了许多文物，如木乃伊木棺等，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收藏的一部分青铜器后来流落到西方国家的一些博物馆，其中有九件珍品现保存在纽约市立博物馆。
三堂西侧的房屋是总督的书房，是总督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的地方。总督多为正途入仕，是经过层层科举考试一步步走上仕途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学、书画等方面多有造诣，其中出现过方观承、刘墉、那彦成、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王文韶、周馥、端方、陈虁龙等10位擅长书法的直隶总督。他们的书法风格各有特色，而且都有墨迹存世。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自己的书房布臵非常有个性。精雕细刻的多宝阁上陈列着瓷器、珐琅器等珍贵文物，墙上挂有名人字画，室内摆放着书桌和二十四史书架，显得相当典雅、古朴。众多直隶总督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其中曾国藩在任上给莲池书院的学子们撰写的比较著名的《劝学篇示直隶示子》就在这里完成。
中路的最后一进院落是四堂，又称上房，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这里幽静雅致，花木扶疏，适宜居住。这里是以曾国藩在任时为背景进行复原的。曾国藩在同治八年初至同治九年（1869-1870年）任直隶总督，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在整饬吏治、治理河道、编练练军方面很有作为。同时，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其生活上也可以反映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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