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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撕裂的美国社会？——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作 者： 仇朝兵 一个被撕裂的美国社会？书 名： ——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关键词： 美国政治 成果形论文 式： 合著者： PDF版本 文： 《美国研究》2006年第3出版社： 期
出版时2006-9-5 间： 对于从未近距离接触美国、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且缺乏深厚学术积累的青年研究人员来说，给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书做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笔者不揣浅陋，愿尝试对亨氏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以下简称《我们是谁？》）做一简单评论。 一、《我们是谁？》的基本内容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问题，并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特性/身份（Identity）的界定及其来源。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特性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要需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第二是文化，主要是指语言（英语）、宗教以及自由的观念等。亨廷顿同时认为，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信念。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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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念；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拉美裔化、双语化、双文化的倾向；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特性；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特征等。亨廷顿在第四部分指出，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美国特性的未来实质及其重要性。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盎格鲁－新教文化又受到冲击，“美国信念”的重要性增强了，但仅靠信念或意识形态立国，将是脆弱的 。因此，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 二、“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
13年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评论。“文明冲突论”是他对国际政治的观察。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在试图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一种范式。但他内心深处思考的其实是美国国内的文化冲突问题。李慎之先生在谈到“文明冲突论”给他的感觉时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氏在论及西方文化受到的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他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 那时，美国国内对移民问题、族群和种族构成问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成为美国内政与外交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亨廷顿的思想。他本人对此似乎也毫不讳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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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关注的是国际事务，是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力量相对消长、文明间相互作用结构的变化以及文明可能的冲突及其未来。《我们是谁？》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拉回美国国内。一定程度上说，该书的基本思想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它关注的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主要是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甚至有人认为，“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忧虑的是：由于其他文明的复兴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他认为，为挽救日益相对衰落的西方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他紧接着说：“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能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如果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这样，亨廷顿就把美国及其在世界地位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担心的是：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而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他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美国能否重振国家特性，捍卫和保守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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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攸关他心目中的美国能否存在，以及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和维持的问题。这样，亨廷顿就是把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与美国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了。诚如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W?Ceaser（James W. Ceaser）所言：“美国的世界地位似乎从未太远得离开亨廷顿的关注。”
《文明的冲突》的关注点是由外及内，《我们是谁？》则由内而外，二者在形式上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但其逻辑实质是相同的。亨廷顿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应对可能的文明（文化）冲突，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还是美国内部的。鉴于他的“文明冲突”的逻辑已为世界上很多人所接受，美国人是否会走得更远，接受《我们是谁？》的逻辑，从而让他的论断再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呢？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主任Miguel A. Centeno批评道：“这本书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还在于它怎么被理解和利用。”“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亨廷顿确实应该对他的观点如何被利用负有某种责任。他还应该对他的思想被如何出版而承担责任。”
三、决定美国特性的因素：是信念？还是文化？
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是文化还是信念？对此，美国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美国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认为：“一种民族文化就是由一个种族集团或者种族决定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人都顺应它。但国家（national）信念只是一套关于美国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论其信仰、民族或者种族如何。对信念的认同一直在美国的伟大之处中居于中心位置，在盎格鲁－新教文化精英变得反动和缺乏进取精神时，它通过吸收新的移民团体，而增加其活力。” 在艾伦?沃尔夫看来，界定美国特性的核心因素显然是美国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