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史是铁证，不合史料属讹传
——与《康熙石碑是铁证，始祖王鉷属大唐》一文作者们商榷
王一虞
章中说“由以上两块古碑为证，关于宋王鉷与唐王鉷之争看来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觉得有说的必要。
首先，文章标题说是“康熙石碑”，但文中却是“乾隆十五年”竖碑，令人费解。
第二，不管是哪朝竖的碑，所记史料必须与国家正史资料相符。我在文中引述的史料是廿四史中的《新唐书》，属国家最权威的历史资料。《大唐盛世—玄宗时代的全景中国（1-4）》是受到海内外学界认可和社会广泛承认的历史著作。书中的资料同样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是当代研究历史的依据之一。任何碑文记载的史料都应与这些史书的史料相一致，才是准确的。否则就应视为讹传或有意误导。
第三，作者用“乾隆十五年（1676）的石碑所载”这句话反驳我“越是老谱参考价值越大。可信度越高”，这是不恰当的。碑文与谱序是不同档次的，碑文一般人都可以写。谱序则不然，它是谱的精华，为了提升家谱的权威性，多是请名流大家作序，所以谱序一般来说，史料可信度高于碑文，措辞严谨，非一般碑文可比。
第四，文中引用《列祖仕宦勋劳记》，对唐王鉷褒奖不少，甚至连李林甫也“亦惮公威名”，这不确切。因为王鉷的阴险毒辣，“以利可动，”所以李林甫把王鉷当鹰犬使，特别是后来李林甫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王鉷，所以他不愿得罪王鉷，并不是李林甫“惮公威名”。我在《始祖大宋非大唐》文中讲过，唐王鉷是历史上有定论的反派人物，没有确凿史料为依据，是翻不了案的。
第五，文中引用《十一世祖洞晖公箴戒文》称，“王鉷，乃大唐肃宗至德年间学士。”《列祖仕宦勋劳记》中称“王鉷仕唐元宗朝”，前后矛盾。王鉷并不是“唐肃宗至德年间的学士”。唐肃宗是玄宗退后才执政，而王鉷这时早被玄宗“赐死”并已“族灭”，怎么又成了唐肃宗的学士呢？由此可见碑文、志之类提供的信息不可靠，有讹传或误导。
第六，文中提到五世祖仲琪。仲琪祖父宗显生三子：公旦，公懋，公奭，公旦生子三：仲琪、仲瑄、仲珪，仲瑄是宋崇宁二年（公文1103年）进士，他是五世祖，与一世祖相隔该在80-100年之间。那么一世祖就该是公元1000年左右，分明是宋朝。我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诸公是宗显公次子公懋的八世孙，我们庚三支的五世祖大用公与仲琪、仲瑄公是共祖父的堂兄弟。所以不管怎么算，一世祖都不可能是唐玄宗朝代。
第七，我庚三公长子，文通公是黄梅鼓角王氏十二世祖，元朝进士，太原太守。元末刘福通起义攻陷太原后，他回梅在塅圹围圩造田，故我庚三后人都集居在塅圹稻场湖四周。据史料可知，刘福通攻陷太原是1356年，文通距一世祖约300年。故一世祖迁居黄梅该在公元1000年左右，无疑是宋代人。
第八，我国民间修谱始于宋朝，开始多为大家巨族，所以我们考查世系，应该从创修家谱的时代入手，最早也只能是从宋代开始，距今1000年左右，这已是历史悠久。我们鼓角王氏何时创修家谱我没有考证，只能从黄梅各支系的谱牒查对。我原来所见的只是庚三宗谱，其他不知。所以我说谱序越是老参考价值越大，但不能以石碑所记为标准，因为石碑所记难免出现误传。只要有一块石碑有误，就可能导致后人误得更多，有人就会各取所需，以讹传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千万要不得的。
总归一句话，考查族谱的真伪只能以国史为纲，抓住纲，就容易张目。黄梅鼓角王氏始祖是不是唐代王鉷，只有先从国史中找出唐王鉷这个人。他是唐玄宗时朝
贪官逆贼，并被“赐死”、“族灭”，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人强拉到我们祖先的座位上。这里面要错就是前人弄错，我们后人要更改这个错，因为错得离奇。如果有人非要认定唐代王鉷是黄梅鼓角王氏始迁祖，就请拿出确凿的史料证据，证明王鉷没有死。光靠一两碑石不行，更何况所选的碑石记载与“戒文”之间前后矛盾，一说唐元宗户部侍郎，一说唐肃宗至德年间学士。唐肃宗至德年是公元756-758年，而王鉷早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就已被赐死。他怎么又能在唐肃宗时代成为学士呢？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李林甫任宰相时，处心积虑要扳倒两个人，一个是左丞相李适之，另一个就是太子李亨，即后来的肃宗。“林甫方兴大狱，撼东宫，诛不附己者。以鉷险
使没有死，肃宗也要整死他。还让他在朝中做学士吗？所以说《铁证》文中引的史料要么错乱，互相矛盾，要么与史实完全不符。所谓“铁证”完全经不起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