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胡卫清 胡卫清
内容提要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 的实践活动,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 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并建立以基督 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关键词 传教士 近代中国 教育改革
胡卫清,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521041 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 系,学术界已有所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地分析了基 督教中国教育会本身的运作及其出版物对中国新 式教育的影响[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视野,希望较为全面地评述传教士关于中国教育 改革的构想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 一
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参与与推动最集中 地表现在清末20年,即从1890年传教士大会开 始到1909年中国教育会第六次“三年会议”为止。 这以后传教士们渐渐明白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 影响极其有限,而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协调 基督教教育与政府教育的关系上。 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教士已经开始关注中 国的教育改革,不过他们的着眼点集中在向中国 介绍西方的教育现状及其制度上,也有人批评中 国的旧教育尤其是科举制度。这个时期较有影响 的论著有花之安(ErnstFaber)在1873年发表的 《大德国学校论略》,该书“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 之次第”*2+,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的各级学校制 度。次年他又发表《教化议》,批评中国旧教育制 度,同时将教化与教育等同起来,希望中国教化以 耶稣之道为本[3]。丁韪良(W.A.P.Martin)应总理 衙门之要求在考察了欧美之教育体制后于1883 年出版了《西学考略》[4],此外中文报刊《万国公 报》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尽管这 些文章和论著也包含着影响中国教育改革的意 图,但由于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建立一整套新式教 育制度的打算,中国社会也没有产生完全废除旧 式儒学教育体制的强大压力,因此传教士们关于 教育改革的思想也大多停留在文字宣传阶段,尚
168历史学研究没有具体的行动。这种状况到19世纪80年代末 有了改变,反映传教士心声的《教务杂志》关于教 育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其中李安德(L.W.Pilch- er)的《中国的新式教育》的长文竟然是连载三期 方才登完[5]。这说明相当部分传教士对中国的教
育改革发生了兴趣。
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早年(1877)成立的“学 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首任会正 为狄考文(C·W·teer),总干事为巴修理(W·T·A· Baber),该会的宗旨是“促进在华之教育兴趣及所 有从事教育者之间兄弟般的合作”*6+。但是从该 会的工作来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积极推 进中国新式教育以及政府教育改革为主要目标 的。其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它的野心与目标。它将 中国新式教育的建设完全视为自己的份内之事, 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所作所为将是对中国内政 的干涉。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心态促使它在 1891年5月18日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由巴修 理任主席[7]。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起草制定一项 “公共考试方案”。巴修理认为如果能将原有的学 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充为考试部,由考试部与那些 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学校的教授们进行合作,在进 行充分讨论之后确定教材,公布考试大纲,对全国 的西式学校进行统一考试,则可以解决当时新式 教育的标准化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拟定 中的考试方案其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全部教会学 校,而且包括政府的洋务学堂,凡是教授西学的学 校其学生都应参加统一的考试,并要被授予层次 不同的证书与文凭。传教士拟定这种考试方案, 的确有建立统一的西学标准,使新式教育学制规 范化的意愿,但也包括有以传教士为主体,垄断中 国新式教育的企图,因为毫无疑问这个方案从制 订到落实都是由传教士进行的。
随着1892年巴修理离开中国,“公共考试方 案”被耽搁下来。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塌天大祸 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入学习西学的愿望,这使传教 士们很受鼓舞,于是在1896年第二次“三年会议” 上又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考试方案委员会 成员也增加到七入,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对推行 统一考试方案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教 育会给予它以权利,使它能够先制定两门乃至更 多的中学和大学课程的具体方案,这样,考试的基 础才能确定下来,而一个统一的一般标准也能得 以贯彻[9]。传教士们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他们 认为自己“不仅要组织教会的教育工作,而且要为 全国建立一套教育标准”*10+。
经过反复酝酿,基督教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 终于在1900年制定和公布了“学习课程及考试方 案”,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章,详细规定了
考试时间、地点、申请考试的条件,考试级别、分数 以及授予各级文凭之条件;第二部分,是具体的考 试方案,分英语和中文两种;第三部分是指定的中 英文教科书[11]。这一份方案有两点值得特别注 意:一是整个方案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或者请 求政府予以承认之类。一个面向全国的考试方案 居然将中国政府完全撇到了一边!二是中文考试 科目和教科书中赫然列入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五洲教务问答》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古教汇参》等明显属于宗教内容的 书籍。这表明传教士所向往和追求的统一新式教 育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基督化的教育体制。尽管 关于“公共考试方案”讨论持续进行了十几年[12], 但最终并没有出现一个由传教士主宰的面向全国 的考试部。梦想终归是梦想。 二
公共考试方案只不过是传教士从外部入手, 直接管理和控制中国政府之新式学校的构想,但 是传教士们也明白即使这个方案能够成功地实 施,他们所控制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因为时至19 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式学堂仍屈指可数,这些 学校在整个政府的教育体制中处于依附地位。传 教士如果想控制和引导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就 必须推动中国教育制度的整体变革,必须为发展 新式教育提供合乎基督教思想的方案。正是出于 这种动机,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教 育体制问题显得非常“热心”。
李提摩太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他在1894年
169江苏社会科学就拟定了一个全国的学校计划[13]。李佳白 (GilbertReid)接受英国驻华公使的建议也制订了 一项计划,并呈送给清政府[14]。傅兰雅(JohnFry- er)则提出,在每一个省会都应有“一所外国大 学”,在每一县设一个学院,每一区设一高中,每一 镇、村设一小学和幼稚园[15]。应当指出的是,傅兰 雅这个方案是在加利福尼亚教师协会上提出的, 其目的显然是想引起国际教育界共同关注中国的 教育改革。
如果说李提摩太等人所拟的方案还只代表了 其个人的看法的话,那么潘慎文(A·P.Parker)在 1896年三年会议所作的《中国普通教育运动与中 国教育会的关系》报告则反映了一种群体的倾向。 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教育会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 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进行透彻的研究,搜集西方 几个先进国家以及日本、印度已经出版的公立学
校报告,从中找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折衷体 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中国公立学校制度的计 划,并将该计划的报告通过驻华公使和领事呈送 给北京政府和各省督抚,同时通过当地报刊,通过 传教士和圣书小贩以小册子形式将之广泛地分发 到文人阶层,潘慎文提出,“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 工作者组成的协会”,中国教育会“要运用各种方 式去控制这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16+。 潘慎文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结果组 成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其成员有狄考文、李 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仲钧安(A.G.Jones)、谢 卫楼(D.Z.Sheffield)、林乐知(YongJohnAllen)、施 美志(G.B.Smyth)、诺伊斯(H.V.Noyes)、文书田 (GeorgeOwen)[17]。基本上晚清那些最活跃,与中 国政府联系最密切的传教士都被网罗到这个协会 之中,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这些入的个人影响来 积极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1899年该委员会进 行了改组,新组建的委员会打算做三件事,一是与 广学会合作准备一套全国通用的学习课程,二是 拟定一套考试方案,三是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关 于教育改革的声明[18]。但是这个委员会后来也是 不了了之,第四次三年会议时,我们没有见到它的 有关报告及决议,这说明它没有做什么工作就自 行解散了。
传教士们的各种教育改革方案有两个相同 点。一是它们均主张在中国马上建立一整套“公 立学校体制”*19+。这一点令人有点费解。在十九 世纪西方所有的公立教育无不对教会及其它社会 团体的教育构成冲击,国家在与教会争夺对教育 领域的控制权时步步紧逼,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传教士此时提倡“公立学校体制”岂不是自找麻烦 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传教士认为只要他们能影 响和左右中国的教育变革,那么新式的公立教育 体制至少可以与基督教教育体制和平共处,而不 会象旧式的儒学教育体制那样完全排斥基督教教 育。第二他们都主张马上设立教育部[20]。不过他 们都相当直率地表明希望由外国人来控制该部, 李提摩太说,如没学部,“应请德入某某,美人某 某”,说“此二人名望甚高,才德具备,可与中国大 臣合办”*21+。林乐知则要中国政府“敦请英美等国 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只有这样才能“核定 规模,不致紊乱”*22+。这种明目张胆地攘夺我教育 主权的主张自然不可能被清政府接受。 在所有为清政府的教育改革而开具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