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产品的实际价格？
哪些因素决定了工资的自然比率？
斯密认为“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但这是“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的原始状态”中的情形，当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产生之后，原始状态就被改变了，按照斯密关于真实价格构成的观点（斯密教条），“地主就要求从劳动者的几乎是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获的全部产品中分得一份，他的地租是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所得中的第一次扣除”，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劳动者所得，都有同样的利润扣除”，因为“大多数工人都需要有一个雇主，去为他们提供生产资料”。
由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被斯密视作理所应当，那么工人只能获得工资（即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也就很自然了。那么工资如何决定呢？斯密认为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合约来确定的，在签订合约的背后，工人和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斯密认为“雇主们在同自己工人的冲突中一般处于优势”，但是“仍然有一个特定的比率”，即工人的“工资至少要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还必须多一些，否则他就不可能供养一个家庭，而这类工人的种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下一代”。斯密补充说，维持工人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只是附和一般人道主义的最低工资罢了”。
既然这是最低工资，那么工资的上升空间又在哪里？斯密认为，当社会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资本家之间就会竞争，竞相抬高工资吸引工人，则“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这类基金可分两种：第一种，超过生活费以上的必要的收入；第二种，超过雇主们自己所必须使用的资本”，因此“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还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而且也不可能脱离它的增长而增长”。
斯密用英国和北美比较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他的逻辑可以概括为：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水平提高，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结论是“劳动工资的上升，不受国民财富的实际多少所影响，它是因为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所造成的”。此外，斯密还列举了中国和东印度的例子，说明在工资停滞增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陷入停滞，他得出结论“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在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劳动工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之后，斯密说：“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美好。”这可以看作是对前一个结论的补充。
斯密虽然认为工人“理应”受到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但是他仍然认为不应当使工人陷入贫穷。这两点是否可以并存呢？不同学派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就斯密看来，“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繁衍，也增进普通人们勤劳工作。劳动工资是对工作勤奋的鼓励，勤奋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那样，受到的鼓励越多就越勤奋。”
4、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读书札记
选自罗卫东编《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中的第9篇，见该书电子版96～101页。在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称此文也许是作者最著名的文章，它最初发表在1945年的《美国经济学评论》，后来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篇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一、何谓合理的经济秩序？根据经济学主流的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方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的基础上的。假设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设能从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设人们掌握着现有方法的全部知识，这样，现实的选择就蜕变为了利用现有资源的最优化问题，这个求解，可以使用数学形式。不过，数学运算所解决的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顶多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迈出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所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不是以集中、完整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不完全、时常矛盾的形式为独立的个人所掌握。所以，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如何配置既定资源，而是要确保能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
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涉及到计划。存在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计划该由一个权威机构集中制定还是由各类组织、抑或个人分散制定？哪种制度效率更高，是根据其能否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来判断的。
三、在不同社会里，不同种类的知识，其地位也是不同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权威和专家掌握的知识重要，是因为一种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在公众的头脑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于大家忘却
了这种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知识。比如，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由于难以系统化，就不可能称之为科学，可那些知识无疑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掌握着独一无二的信息。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在完成理论学习后还必须学很多的东西，尤其是要在实践中不断了解本行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及其变化，才有利于作出恰当的决策。社会氛围对这种知识的蔑视，纯粹是偏见的产物。
四、贬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知识，必然会贬低变化的重要性。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借助价格信号反映出来，对个体而言，变化里充满了投机套利的机会。专家们掌握的技术知识固然重要，却并不意味着利用价格或市场环境变化的特定知识不重要。一个企业的运行，并非全然受制于其机械装置的先进与否，成本还受技术以外的因素的影响。
就经济学家而言，尤其是那些关注宏观的经济学家，对统计总数总是过于敏感，原因可能是总数比经济的具体细节的运动有更大的稳定性。其实，货物和商品的不间断流动的维持，是持续不断的精心微调的结果。这种知识无法进入统计数字，传递给中央权威机构。大量的决策必须仰赖现场者，而对中央计划者而言，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对管理者的决策构成影响，但管理者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情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情的全部影响，他只需比较他所关心的不同东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随其变化作出小的调整就够了。价格自会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任何一个市场成员不需对市场整体有全面了解，每个个体的有限视野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
六、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参与这个体系的人只需掌握很少的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不妨把价格体系视作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
这个机制不是人们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它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借助于它，劳动分工会更加有效。而且，它强化了个人选择和自由利用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思想。
价格机制这种现象不是经济学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社会现象都有关系，比如语言和大多数的文化遗产，都是借助个体交互式的信息传递机制呈现出来的。我们依托建立在各个领域的成功的习惯和惯例，使之成为我们已建立起来的文明基石，并且不断去发展着这样的实践和制度。
七、人们是喜欢市场环境下的分散决策，还是喜欢计划环境下的集中决策，哈耶克将其归为方法论分歧，而不是政治偏见。
那些妄图全能的经济学家容易跌入“数据”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哈耶克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不断交流和获得新的知识。
任何以为人们的知识会与客观事实一致的假说，以及诸多建立联立方程的数理经济学方法，都是忘掉了个体的人所处的基本境况。而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与实际社会过程并无关系，它只是经济学家研究实际问题前的有益准备。
5、《企业的性质》读书笔记
内容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是从研究的方法论入手的。虽然简短，但是这一段话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在阅读时直接进入主文（甚至有一位叫Putterman的先生在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即使如周其仁教授也承认他在开始阅读这篇文章时也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而把它当成是罗宾斯的观点的简单重复。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他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家学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科斯认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虽然这种看法是断章取义地取自罗宾逊夫人，但科斯的这种观点应该是受到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影响。罗宾斯认为，经济法则在一定领域之内是有完全的必然性的，它同时拥有作为解释和预测手段的价值。一方面，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命题是得自于一些简单假设的推论，这些假设反映的是非常基本的一般经验事实”。在构建理论之时，在基本假设之外，辅助假设也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它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罗宾斯也承认理论的可供预测性。“如果所假设的条件是给定的，则必然就会出现所预测的结果。经济科学虽然无法凭空预测某一时刻的条件组合，无法预测估价的变化，但是给定某种情况
下的条件，它便可以就这些条件的含义得出必然的结论”。不过，科斯还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因为罗宾斯更关注的是要有“精确的手段”实现的“高深的理论”，对讨论产业形式这种的俗套感到厌倦。他认为如果真的仅能很容易把握的假设是不现实的，那就也没办法了。然而，虽然科斯说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也正式试图以一种非常精确的形式把组织和成本联系起来，但他坚决反对为了易于处理而牺牲真实性。
在进入正题之后，科斯首先从经典的经济学信念——经济系统的运行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出发，[1]引出了问题：在经济系统中，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是通过价格来协调的，但是在企业内部，却是通过企业家的“命令”完全资源的配置。经济学家虽然认为企业中的这种计划是需要的，但是他们却无法在已有的经济逻辑基础上，说明这种需要是如何产生的。于是科斯给出了“组织为什么存在呢？”的提问。虽然这种价格机制被替代的程度在不同企业与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它确实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的。由此，科斯把企业定义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并提出了文章的目的：在资源配置的两种途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明确协调在什么情况下是市场价格的工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企业家的工作。
在文章的核心第二部分中，科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回答，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首先科斯先剔除了两个原因：企业的存在不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偏好，也不是对企业商品的偏好。而后直接开宗明义地提出，“建立企有利可图业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谈判签约的费用”。因此，企业的性质就在于“以一个契约替代了一系列的契约”。这种替代包括长期契约对多个短期契约的替代，因为这种替代不仅可以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避免风险。接着，科斯又继续排除了另两种流行的看法：不确定性与利润的支付没能解释企业的性质；而政府的管制虽然会促使企业出现，但是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明确了企业的性质之后，科斯进一步问到：“当追加的交易（它可以是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交易）由企业家来组织时，企业就变大；当企业家放弃对这些交易的组织时，企业就变小。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研究决定企业规模的力量是否有可能。”因为，企业与市场同时存在着，那么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在哪里？依据奈特对经济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科斯归纳了几个影响企业规模的原因：（1）企业规模扩大会带来组织成本上升；（2）组织交易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的效率；（3）企业扩大可能会带来某些生产要素如企业家才能供给价格的上升。此外，科斯还提了一个附加原因——交易不是同质的，即“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除了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千差万别外，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效率也就下降了”。因此，“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最后，会影响到这些要素的技术与创新当然也会影响到企业规模。
在第三部分中，科斯就以劳动分工会带来混乱从而需要企业来解释企业的出现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进而，他以阐述的最明晰的奈特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奈特看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带来了社会组织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其二是预测工作和与此同时的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控制的大部分会进一步集中在一小部分生产者那里，由此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家”。由此而有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在这种体制下，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或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这种）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企业。”总之，在奈特看来，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奈特把这种对价看成了人类的一种天性。对此，科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首先，确实有一部分人（企业家）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和知识，但问题是他们可以不必亲自生产而采取“出售建议和知识”的方式获得收入。其次，“通过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缔结契约而不是主动地参加生产也能以较好的知识和判断力获得报酬。”而且，指挥与支付报酬的对价并不是一种天性，而只是依据契约而完成的工作。这与考察的问题并没有本质联系。最后，奈特认为即使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制中仍存在些调整，并认为他们没有承担任何性质的责任。那么，“谁给他们报酬？为什么？”总之，这些回答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是一种机制（企业家）替代了另一种机制（价格）。
在第四部分中，针对当时流行的把企业当成一个生产函数来处理的倾向，科斯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激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因为“企业的成本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所以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在规模
上会受到限制；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也不愿意付出大于产出的生产代价。”大家都清楚在1930年代，对不完全竞争也即垄断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特别的以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为代表，对新古典的市场结构发起了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科斯论证了在他们的研究中的不足：仅仅以生产一种产品作为假定。他认为，“研究企业生产的产品种数如何决定也是一样重要的”。因为“组织一种新产品的交易较之继续组织老产品的交易的成本要低”，所以当生产一种产品的组织成本上升到了与另一种一样的时候，企业就可以把一种产品扩向多种产品实现多元化生产。因此，仅仅考虑生产成本是不全面的。
在最后一个部分中，科斯回到了自己提出的方法论基点上，再次回到现实，论证了为什么他所提出的“企业”的概念是符合现实的。他认为，企业中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不是其他，而正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契约关系。科斯引用了巴特的话来补充说明了这一点：“代理人与仆人的区别并不是存在或者不存在固定工资或者由企业专门委员会决定的报酬，而是代理人有就业的自由”。最后，科斯提出了可能可以进行的对企业规模的滚动均衡研究，以及对经营和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澄清。
总之，在这篇文章中，科斯从自己一贯坚持的方法论基点出发，讨论了为什么企业在价格机制很好地促使了经济运行的体系中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确定两大核心问题。在以往，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有价格机制就可以了，而忽略了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也即交易费用。同样，他也反过来论证了为什么一个社会不能成为一个大企业，那是因为企业家机制也存在一种运行的成本——也即组织费用。因此，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而应该取决于对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当然也不能仅仅只考虑生产成本。科斯总结到，企业就需要在这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及其所意味着的两种活动——经营域管理之间寻找着滚动的均衡，而这一均衡点理论上说就在于：“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这一点上。
意义与局限
一般人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诞生是以这篇论文的发表为准。按照诺贝尔委员会的评价，“通过对微观经济理论的扩展，罗纳德·科斯阐述了经济产生原理，为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的成就有力推动了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并且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斯的研究成果是经过多年的长斯研究逐渐积累起来的，科斯的理论经过很长时间才被认可，直到七八十年代才备受关注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理论源泉之一。??用专业术语来讲，可以说科斯经济定义了经济系统中一组新的‘基本粒子’。受科斯的影响，其他研究人员对产权的研究也做出了先驱性贡献。”当然，科斯提出的范畴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在其他学科中我们也看到了影子，如布坎南引入类似交易费用的概念对政治组织的分析。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之外，科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从科斯开始，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成为经济学界中一道独特的旗帜。看看沃因对他的评价吧：“科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因为）第一，他总是反对任何的想当然。他对看起来正常而使用的传统常识总是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事实与这些常识不一致，他相信事实。第二，他一直坚持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我们身边的现象，对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更多的了解是规划美好经济世界蓝图的前提。第三，他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对简单解释和简单理论的复杂化以及为了使问题的表述更深奥和精美所附加的所有精心安排都是无益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到的和在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都是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它自己不那么说。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于真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供给和需求怎样决定价格时，却忽略了那些在市场中决定什么商品和劳务被交易且因而被定了价的因素。”（Coase，1998）他身体力行地倡导着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经济制度当中。人类自身的福利依赖于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劳务，而后者又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运作效率。”也即，“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
当然，由于科斯的这篇文章“很少有壮观的分析，更多的是假如精细的经验性研究的渗透式或者扩散式的分析，??（因而）有待于深入挖掘和更进一步的发展”（Menard，2003）。这篇文章也在真正进入学界耳目之后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科斯自己在五十年后的一次纪念讨论会上还对此给出了他自己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按照科斯自己的说法，这篇论文把“雇主-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原始模型”，“忽略了对通过收购、租赁、介入资本等企业融资的考察”，导致了对企业的性质的认识的残缺不全，进而误导了后续的研究；更一般的，这篇论文导致了“过分强调企业是投入的购买者”，结果使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