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你就明白什么是政治独裁了。但哲学家则不同，他会告诉你“政治独裁”的各种定义，告诉你政治独裁的本质和结构，告诉你政治独裁存在的规律等等。这是一种非事实性推论。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的方式追求的是特殊性，是事实的复原，没有普遍性。康德就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完全与哲学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历史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历史学家只是模仿前人的思想，而模仿是没有创造性的。哲学则不然，它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依赖于一种自发性。所以，史学家的工作不是哲学家的工作。我们知道，康德著作中基本没有引用前人的观点，完全凭借他个人的想法。他认为哲学创造性来自一种自发性(Spontaneouty)。他认为，人有理性，而理性天然地就寻求先验知识。这是哲学的优点。而历史学家主要依靠模仿，而不是依靠自发性。这样，康德就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叫理性的知识，一种叫历史的知识。模仿不是出于理性，完全是被动的需要。理性是主动的，而历史往往是消极被动的。
康德的观点并非独创，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章中讲了几乎同样的意思。但很多人不赞同康德的说法，比如黑格尔。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讲了哲学史的作用。他认为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后来的海德格尔也这样认为。他说：无论我们试图想什么和怎么想，我们
都是在传统范围内来想。
这样，研究哲学的人就一分为二了。有些人认为研究哲学史无助于研究哲学，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目前英美派的哲学家完全赞成康德的立场。你在美国的大学哲学系就会发现，它主要传授怎样做逻辑论证、做辩护、做思想试验、做先验论证，很少强制要求熟读经典。他们的许多人认为，把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毫无用处，背得再多都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但德国、法国则不一样，强调版本的解释、翻译和考证，这是欧洲的传统，与英美的传统截然不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寻求一种折中的办法。这个人就是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逻辑论证和修辞学的传统之间找到了一种折中。伽达默尔认为，历史研究不是要再造一个你认为事先存在的过去。应该把历史看做是过去和现在两极之间的互动。现在和过去是交融的，叫做历史视域的交融。如果采用伽达默尔的这种历史观，我觉得就有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的真理不是在精确地再造过去，历史的真理应当是在思想的解释当中。因此哲学的真理就在哲学的解释当中。如果这样，就克服了英美不注重史、德法太注重史不注重哲学的二分。伽达默尔把康德和黑格尔作了一个综合，这是诠释学的一个优势。诠释学并不等于做一部客观史或分析文本，而一定是包含着解释者的立场。
但哲学的诠释学方法也有其缺陷，因为它把“文本”看得太重，似乎文本就是做哲学研究的惟一资源。我们知道，作为哲学资源的除了历史上的经典外，还有其他的文化、知识、社会发展的种种状况等等。
刘杰，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Rescher, N. 2001. Philosophical Reasonig(Blackwell Publishers).
[2]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354, No. 1392.(Dec. 29, 1999).
（原载《理论学刊》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