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