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度原则。
[48]参见苏力：“关于对抗制的一些法理学和法律社会学思考”，《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1部分，以及“法律活动专门化的法律社会思考”，前注8，第4部分。
[49]参见，David Kairys，\Reasoning\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Randam House, 1982；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同前注20，第4章。Kairys的观点与波斯纳的观点有所不同，前者趋于认为法律推理仅仅是判断，波斯纳认为判断不能完全替代推理；我更倾向于波斯纳的观点。
[50]科斯在分析一些侵权案就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见“社会成本问题”，同前注14，页152－157。
[51]关于民事侵权上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问题的讨论，可参看，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同前注20，页489－490；Posner, 同前注20，页175-179, 560-561; Guido Calabresi, The Cost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6-29, 68-75; 关于侵权的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其社会条件，请看，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特别是页199－203。这些研究中尽管提出了分析种种赞同严格责任的理由，但都还没有任何一个研究得出结论，提出类似于贾氏诉讼要求中所提到的那么严格的严格责任。这也是美国实践的基本格局。严格责任一般只限于高风险社会活动、消费品或汽车事故（汽车事故的严格责任也是在普遍保
险制基础上的严格责任）等，而并没有推广到一切侵权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