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校勘记凡例
一、今校明实录及编制实录校勘记，盖以竟李晋华王崇武二先生未竟之业。旧校系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本之晒蓝本为底本，今编制校勘记，亦据此本为底本。凡校签所载别本与底本异同，其可以补正底本者，均予录记。惟其中底本笔划微误，如己亥误为已亥，甲戌误为甲戍，毋作母之类，读者自能改正，录之不胜其繁，仍多从省略。底本所载别体俗字，如商作□，命作人□丙，冀作□□异之类，此皆宋元以来俗字，可参看本所出版刘复先生所编宋元以来俗字谱。旧校于此，间或改正。今以其无关大体，且录不胜录，仍多从省略。
一、所据校勘各本，仅少数畸零残卷，钞写精工，无一错字。其他各本皆讹脱甚多。其属文理不通，讹误显然者，苟一一录记，则校勘记将不胜其繁。为免繁冗，均从省略。至其错简，则以校时颇费力，故仍注明。如为旧校所省略，则不复增补。
一、抱经楼本实录及天一阁本世宗实录，以经传钞影印，其脱漏至十字以上者，仍注明。其为旧校所省略者，不复增补。
一、各本文义两通，人名官名有异，未能遽定其是非者，谨录记以供参考。他本讹误，经查书始知者，仍斟酌录存。
一、晒蓝本讹字，旧校间径行改易，而省略原粘校签。盖其时拟排印实录正文，不欲校语冗杂，故有此举。今系影印红格本实录，据晒蓝本编制校勘记，自须注明原字。凡晒蓝本原字，改后犹依稀可识者，校勘记书：“旧校改某字作某”；如原字不可复识，则书：“旧校改□作某”，均不复查注据何本改。校勘记此类校语，于印行前，当取红格本微卷或其放大照片，一一比对，并注明所改原字，以免有误。
一、晒蓝本前后错乱处，旧校或据他本校正，剪贴缀合。编制校勘记时，尚未得见红格本微卷，无从知其原貌，亦无法注明此处行页。今为阅读方便计，凡底本剪贴缀合处，此卷实录即据剪贴缀合本钞录影印。至各本异同，仍斟酌录入校勘记。
一、晒蓝本有缺卷缺页。旧校于缺页则据别本钞补；缺卷则据别本晒补，或仿红格本行款，据别本钞后晒补。今影印红格本实录，于旧校整卷钞补者，或据钞补本影印，或取所据原本影印。其钞补缺页，则照相影印，或另纸钞录影印。均印入实录正文内。校勘记则仅注明钞补影补所据，并录别本异文。
一、红格本中缝无书名卷数及每卷页数。今作校勘记，于晒蓝本上添注每卷页数。红格本印行时亦将添注。红格本系北平图书馆藏，故校记中称之为馆本。馆本每页二十四行，校记所云前几，指前半页第几行，后几指后半页第几行。 一、校签所载各本异文，编制实录校勘记时，均甄别去取，审定其正误。以晒蓝本只此一部，不能分类剪贴，又未作人名索引，致考订未能精详，阅者谅之。 一、太祖实录卷一至三十六校签，王氏崇武曾考订整理。今于此三十六卷内，彰健如有所见，则书彰健按以资识别。卷三十七以下，王氏如有所见，则注明王氏崇武曰，示不掠美。
一、凡校语云：“某本甲作乙，下同。”此下同，盖谓下亦作乙。然亦仅限于实录此节或此卷，不指实录他卷。
一、凡校某朝实录，所据各本存缺藏印题识，均于各朝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详予开列，并附书影，其校者姓氏，亦附载焉。
一、凡例所载，作各朝实录校勘记时，或斟酌情形，变通改订。其变通之故，亦附见于该朝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
本明实录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晒蓝之明实录，开始于抗战前，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始再继续，到现在总算校完，开始影印红格本实录及排印校勘记了。
这一工作费了许多人的心血，因此在序文中，我不能不将这一工作的经过及其意义，作一简单的叙述。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与整理内阁大库旧藏明清档案有关。在民国十九年，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散页。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既发现这些散页，所长傅孟真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系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讳饰，使人对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实录系根据档册修成，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说是原始资料。历代修正史，多取材于实录，明实录是纪录明代朝章国政最重要的典籍，因此傅先生就决定，一方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明清史料，同时又筹划校勘明实录了。
熹宗实录散叶计千余叶，其装裱工作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国二十年的下半年，傅先生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洽借所藏明实录红格钞本予以晒蓝。红格本虽残缺，仍有二万几千叶，计费时年余始晒毕。
在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广方言馆旧藏明实录钞本赠予本所。广本明实录仅阙熹宗一朝。在那个时候，政府机构所藏的明实录像这样大部头的即少见。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员李晋华先生到职，从事校勘明实录。李君于卒业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即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著有明代敕撰书考及明史纂修考二书，由燕京大学出版。李先生专攻明史，系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实录计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约二万八千余页，一千六百余万字，决非一个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又增聘工作人员，请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晋华先生任覆校，并兼总其成。李君三助手，其中邓君二十五年离职，潘先生后来调往本所第三组，以那廉君先生从事校勘工作时间最长。
由晒蓝本现存校签看来，在李君主持下，其时校勘计划系以晒蓝本为校勘底本，与广本对校；遇广本或晒蓝本有缺卷缺页，即以他本校勘。如太祖实录，晒蓝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据广本钞配，而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校勘；宣宗实录晒蓝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广本配补，而以北京大学藏本校勘；英宗实录广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计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学本校勘；世宗实录广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审其纸墨行款系钞配，而钞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冒充配全，而此十余卷北平图书馆本亦系据北京大学本钞配，故校签即注明北平图书馆本此处系据北大本钞补，以表示无本可校；神宗实录广本缺万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蓝本万历四年这一册卷首即注明此册据北大本校；北大本缺神宗实录卷六十一，故此处即注明北大本阙此月；卷六十二有校签云：“诗题以下至月底，北大本缺”。 由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看来，北京大学所藏明实录钞本并不止这几卷。检视晒蓝本所黏校签，凡广本晒蓝本俱全处，未见提到北大本及礼王府本。当时为甚么不将北大本及礼王府本全部校勘一过？我想其理由应该如下：
礼王府本明太祖实录，李晋华于所著明代敕撰书考中，已指责其钞写潦草，
讹脱太多。最近我得见此本微卷，发现此本是一删节本，讹字错简，的确不少。 北京大学本，由校签所载看来，也不是很好的钞本。北平图书馆红格本明仁宗实录系民国十九年北平图书馆据北大本钞配，而这一仁宗实录即不见佳。北大本明太祖实录，由北京大学善本书目看来，也似乎是一删节本。
礼王府本及北京大学本皆系畸零残本，远不如晒蓝本及广本之完善。为了供给学人一个较完善的本子，自然应优先以广本与晒蓝本对勘，遇二本有缺卷缺页，然后以他本补配校勘。
在民国二十二年春，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二十三年又由上海迁到南京。李晋华先生及其助手为了校勘明实录，仍留居北平。他们在北方校勘明实录，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将晒蓝本的缺页配全。其时又曾驰书武汉大学，洽借所藏本。武汉大学藏有穆宗实录残本，并非晒蓝本及广本所缺，既已借到，不能久假不还，所以这一个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时所中藏有内阁大库旧藏朱丝阑精钞本成祖实录二卷。这一个本子非常好，是由李光涛先生读，李晋华先生校的。
在北方既无法将晒蓝本缺页配全，于是就想到往南浔刘承干嘉业堂，洽借所藏明实录，就晒蓝本广本残缺部份，补钞补校。李先生给院方的工作报告，认为明实录校勘工作这样就大功完成。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还没打算借嘉业堂本从头到尾校勘一过。
既打算借南浔刘氏嘉业堂藏本，于是在二十五年秋他们就奉命南迁了。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李晋华那廉君二先生访书于南浔刘氏嘉业堂，就所中所阙部份借钞借校。晒蓝本缺页，据广本北大本补配的，至此更续有补配，而那些缺卷据广本配补而以北大本礼王府本校勘的，至此也均据嘉业堂所藏抱经楼本校勘一过。宪宗实录广本缺卷一至十二；世宗实录广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武宗实录卷一五四至一六二，晒蓝本缺，据广本配补，至此亦均据抱本补校一过。神宗实录广本缺卷，并据抱本传钞。神宗实录这几卷，我发现系据传钞本校，因此这几卷现在又据抱经楼原本校勘一过。
嘉业堂所藏熹宗实录，其实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说，嘉业堂藏有熹宗实录，这因为他没有看见原书。这一书及嘉业堂所藏崇祯实录，均史语所所无，遂亦传钞一部，另外还钞了不少的书。
李那二先生假馆于南浔刘氏，补钞补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明世宗实录的校勘。明世宗实录广本与晒蓝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的多出，有时同记一桩事，而造语遣辞也不同。他们利用嘉业堂所藏天一阁本及抱本，就这些出入最大处，讐校一过。密行细字，据广本阁本所补，有些地方多达几千字。审其字体，均系李那二先生笔迹。其中出入既那么大，则嘉业堂所藏本是应该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假馆于南浔刘氏，工作实多不便，因此就动念购买。在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张政烺二先生往南浔洽购，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购归。
李晋华先生以连年工作辛劳，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在晒蓝本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四第一页，李君贴有校签云：“贴签有、号者应去”。由今存校签看来，李君用红笔所作“、”号，至神宗实录万历元年十二月卷止。在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四以前，晒蓝本上所粘广本校签，凡认为不值得保存的，他都省去，而留下撕去的痕迹。李君主持时所编的校勘记稿，今存太宗及世宗二朝。前者系以广本作底本，后者系以晒蓝本为底本。二者均记广本与晒蓝本异同。其太宗实录校勘记所载广本与晒蓝本异同，多不见于晒蓝本校签，当为李君所省略。我曾以校勘记与校签核对一部份，知其省略得很不错。校签多得骇人。只要尝试
做这一种省略工夫，就知道李君对明实录的校讐是的确费了不少心血的。
在李君主持下，广本是校完了的。仅其中神宗实录卷一至八，广本书头误写作穆宗实录，致遗漏未校。又神宗实录广本错乱甚多，其中有几卷错乱最甚处，现在重校一过。所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稿散叶，其装裱成册的，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过。这些实录稿散叶，原本无针孔，当系蝴蝶装；其中缝注明卷页处最易损坏，因此还留下百多页未装钉未校勘，是我现在校完的。 李晋华先生于二十六年二月去世，而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图书管理员兼傅先生秘书。
在二十六年七月，傅先生遂另请北京大学高材生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人来所，从事明实录嘉业堂旧藏本的校对工作。
在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这年秋，史语所迁往湖南长沙。在晒蓝本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页，有吴相湘君校签云：“自此以后，未用抱本校，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君大概系这时离职，而姚君之离职亦当在此前后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后，王吴姚三先生校勘明实录，由校签看来，大概是先校嘉业堂所藏明红丝阑钞本明太祖实录，然后才校抱经楼本明实录。
史语所于民国二十七年春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十月又迁到昆明近郊龙泉镇。在龙泉镇时，傅先生拟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实录。傅先生在晒蓝本上朱笔批：“凡有△号，皆用双行小字排”；“凡有：号，均提行顶格排”。在这时的计划是将各本异文双行排于正文下。因拟排印实录，嫌校语冗杂，不便阅读，遂用朱笔改正晒蓝本误字，而将原粘校签略去。有些地方用朱笔改，嫌过于果决，则又注“此条存”。有些异文，需参考他书始能决其是非的，则批一“查”字，而由王崇武先生查书。这些校签原本粘于正文下方，仅粘一端，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纸改书，于正文右侧全部黏实。这为的是运晒蓝本到香港排印，校签不致脱落。校签如有脱落，那是不容易复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只做到太祖实录卷三十六止。在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册有傅先生在云南昆明龙泉镇校勘明实录的照片。其时傅先生所作的工作，由晒蓝本看来，当如上述。
史语所迁昆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为日军所占。史语所遂于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龙泉镇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在李庄时，王崇武先生对太祖实录校签曾作进一步的整理。在他给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曾说：“这一校订工作，颇费时日。每有异文，除显然错误者外，均需参考有关史传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费若干日之力，因而有时发现弇州史料等书之错误，及明史依据之失”。他并举数例以证校时的费力：
如太祖实录卷十壬寅二月癸未条：“震等从员成自桐庐来降”。员成，嘉业堂藏红丝阑钞本作元成。检苏平仲文集谭济传及实录本书戊戌八月条均作员成，则嘉本当误。
太祖实录卷十六乙巳正月甲申条：“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此卷晒蓝本缺，嘉本作桐城，而广本抱本作桐庐。案应作桐城，桐庐其时尚为张士诚所据。
太祖实录卷二十一丙午十一月己丑条：“文忠遂进兵杭州。未至，张士诚平章潘原明惧，遣员外郎方彝诣军门，请纳款。??（文忠）遣元明以下官属入朝”。此卷晒蓝本缺，广本前作原明，而后作元明。抱本嘉本则前后均作原明。按陈基
